访谈选自《皮埃尔·布迪厄，阿尔及利亚影像：一种有选择的相似性》(Pierre Bourdieu. Images d’Algérie. Une affinité élective)翻译：姚瑶

　　(译序)皮埃尔·布迪厄，法国社会学家，1930年生于法国。1951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54年通过教师会考成为中学哲学老师。1955年应征入伍服兵役，为期两年，先被调入凡尔赛提供军队心理服务，偶然看到一期杂志，便对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产生兴趣，后登陆阿尔及利亚参与“平定(pacification)行动”。当时正值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运动，并最终于1962年独立于法国。

　　初到阿尔及利亚，他在一个管理汽油贮备的小部门，后参与行政工作。1958年至1960年期间，在阿尔及尔文学学院任教，同时从事调查研究。正是在阿尔及利亚的这段时间，他决定成为社会学家并开展人类学调查。他首先调查的区域正是爆发战争的卡比利(Kabylie)和科洛(Collo)地区。布迪厄回到法国后，直到1964年，他仍利用假期回到阿尔及利亚搜集资料。

　　布迪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著作主要有：《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学》(1958)，关于带薪工作和城市无产阶级的《阿尔及利亚的劳动和劳动者》(1963)，《背井离乡》(1964)，关于农业和传统社会崩塌和法国军队的人口重组政策的《阿尔及利亚传统农业的危机》。

　　布迪厄于2003年去世，其在阿尔及利亚期间拍摄的照片，最早在2003年集中展出。2011年和2012年，法国巴黎国家影像美术馆(Jeu de Paume)也推出展览《皮埃尔·布迪厄，阿尔及利亚影像：一种有选择的相似性》，并由法国Actes Sud出版社出版同名图文书籍。

　　阿尔及利亚影像，是布迪厄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成果和影像笔记，提供“一种换位的观看”和理解的方式，其对布迪厄的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和对阿尔及利亚社会的记录价值同样重要且引人注目。书名中“有选择的相似性”，大概是指摄影家的眼光，和人类社会学家的眼光两者的相似性。

　　弗朗兹·修特(Franz Schultheis)访谈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时间：2001年6月26日 地点：法兰西学院

　　修特：您终于让我们看到在阿尔及利亚期间拍摄的照片，他们在在箱子里封存了四十年。同时，您接受了我们的访谈，让我们来聊聊这批民族志田野调查的照片的使用和您在当地的社会学研究。那就从最朴实的一个问题开始吧。您拍摄这些阿尔及利亚影像，使用的是什么照相机?

　　布迪厄：是一部我在德国买的蔡司伊康双反相机(Zeiss Ikoflex)。这部相机在七十年代我去美国旅行时被摔坏了，我非常懊悔。每当有空，我就去二手商店看能不能找一部一样的，试了几次之后，别人告诉我已经没有这种相机了。蔡司伊康双反相机正是当时德国技术的尖端。我就在德国当地买的。那是我真正有我自己的钱的第一年(我1955年被任命为教授)，另外，我想那算是我走私的⋯⋯它有一个绝好的镜头，这就是它贵的原因，此外，还有经典的禄来双反相机(Rolleiflex)，机身上有取景器的那款⋯⋯这对我来说太实用了，因为在阿尔及利亚，有时候拍照非常棘手，我只能偷拍。比如，我也有一个莱卡相机，在阿尔及利亚我有一些专业摄影师朋友，我会征询他们的意见，因为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问题是，光太刺眼了，白花花的，太强烈了，会把影像全毁了，所以我不得不咨询一下。这些朋友，其实，大部分都用莱卡，莱卡是专业摄影师的机器，但它假设我们就在被拍摄对象对面。但经常这是不可能的：比如如果我要在一个拍摄妇女不那么常见的国家拍摄妇女，等等。在一些情况下，我会征得同意，比如当我在科洛地区(Collo)或奥尔良维尔地区(Orléansville)的田野调查中。在那，我拍了很多照片，人们也很高兴。比如，有一组关于割礼的照片，非常戏剧化，拍照时我征询了家族中的父亲，他对我说“来拍吧。”这是一种自我介绍和被热情接待的方式。我之后会把照片寄给他们。

　　修特：您自己冲印照片吗?

　　布迪厄：我买了一套冲印的设备，但是在很后来了，因为我的所有摄影师朋友都对我说：“一个真正的摄影师是自己冲照片的，在冲印的时候，我们才看到照片的品质，进行再创作，重新构图。当时我不行，我在阿尔及尔经常去一个冲印店，在那我可以得到几乎是我想要的效果，我让他们帮我制作照片小样，后来，我跟那里的先生讨论，要求更精心的制作。因为我是老顾客，冲印很多照片，他同意了。我就放手让他去做，但我好歹试着控制品质。修特：确定的是，您已经因此着迷于摄影，您喜欢这么做;在阿尔及利亚期间，您有系统的利用摄影的计划吗?这是一个计划吗?

　　布迪厄：我发觉我对此很重视，我买来速写本，粘贴这些照片，我另外还有很多鞋盒用来存放分类的底片：我买来赛璐珞的(防潮)小信封装存照片，我在信封上标好号码，数字对应的就是贴了照片的速写本的页码。我保存有很多。渐渐有一个疑问：要保留所有的底片吗?我倾向于大量的保留，因为一般总有两个功能。一个是纪录的功能：有时候我拍照片是为了提醒自己，为了之后描述的方便，或者有些我带不走的物品，我就拍张照片;另外，这是一种观看的方式。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自发的社会学(比如小资产阶级小作家：法国的达尼诺(Daninos))，他们嘲笑那些把相机斜挎在肩上并最终连他们拍的风景都没真正看过一眼的游客。我总认为这是一种阶级种族主义。总之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巩固观看的方式，我看得更加清楚，并且通常，这还是一种进入的理由(une entrée en matière)。我曾陪同新闻记者实地报道，我看摄影师从来不跟他们的拍摄对象讲话，对他们一无所知。由此，有很多种摄影：(第一种)我拍一盏婚礼的灯以便之后分析它怎么用，或者一个石磨，等等。第二种，我拍那些我觉得好看的东西，我很喜欢这个国家，常处于极端兴奋的状态，我拍摄那些取悦我的事物。我看见一张照片，里面有一个扎辫子的小女孩，她的小姐妹站在一旁，仿佛是十五世纪德国的小处女。还有另一幅我也很喜欢，也是一个小女孩，我回忆应该是在贫民窟旁，她大概八十厘米高，抱着一根刚买的长棍，紧贴着她的肚子，面包几乎和她一样高。小女孩从一面白墙上凸显出来，画面很朴实。

　　修特：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系统地拍摄照片，是在兵役之后吗?

　　布迪厄：是的，六十年代吧：我想要拍摄感动我的瞬间，因为他们混杂了不和谐的现实。有一张我尤其喜欢：这是一张我拍摄的照片，盛夏的一天，出大太阳，在奥尔良维尔，阿尔及利亚最热的地方之一，有一张汽车驾校广告牌，冷杉林中一条蜿蜒的公路，而就在旁边，则是一个冰箱的广告。这种混杂的空间很吸引我。另一张我选作《阿尔及利亚，六十》书封面的照片，对我来说，也非常典型。两位包头巾的男士，均是年长的阿拉伯人，坐在一辆汽车的脚踏板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我的雷诺汽车，就停在不远处)，正非常严肃的谈话。

　　修特：当我们看照片时想到的问题是：这些不是旅游照片，而是有方向性或指示性的照片(photos qui sont dirigées ou montées)。您说您拍照片，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客观化，为了拉开一种距离，或者让您在一小段时间内超越时间。所以，设想“通过摄影的观看来客观化事物的方式”和“您正在建立的民族志的途径”两者之间有内在的关系，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而两只眼，一只民族志学家的眼睛，人类学家的眼睛，另一只摄影家的眼睛，应该有一种相似性?

　　布迪厄：是的，您说得对。有一种同时客观而又情绪化的关系，若即若离，某种我们通过幽默来理解的东西。有一系列我在科洛地区拍的照片，当时场面非常戏剧化，我和跟随我的人被一拨人控制了，他们掌握了对我们的生杀大权，整个系列的照片中，他们坐在一个高大的橄榄树下，一边讨论，一边喝着咖啡。用照相机拍摄他们，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告诉他们：“我对你们感兴趣，我跟你们是一起的，我倾听你们讲故事，我将证明你们的存在。”

　　比如有一组照片，完全不讲究美学，是我在一个叫阿伊恩·阿格贝尔(Aïn Aghbel)和另一个叫科尔克拉(Kerkera)的地方拍的：军人们已经将散居在山里一排排古罗马式房子(un castrum romain)里的人们聚集起来，而我，不顾朋友们的反对，独自一人步行进山，去了被摧毁的几个村庄，我在那发现一些被揭掉房顶的房子，以此迫使居民离开。那些房子没有被烧毁，但不能再住人了。在房间里，有一些瓮(这是我在另一个村庄开始研究的问题，在阿伊恩·阿格贝尔，有些地方所有的房子都是土制的，由妇女们修建)，这些瓮在卡比力(Kabylie)被称为阿库非(aqoufis)，这些大瓮通常被用来装谷子，装饰有绘画，通常画的是蛇，因为蛇象征复活。所以我很高兴能够拍到他们，尽管他们被破坏了，而这又非常矛盾：(因为)我能够拍摄这些房子和家具，多亏了这些房子没有房顶，(被破坏了)⋯⋯这是我足够典型的经历，非常美妙：我一方面非常感动，对他们的遭遇和痛苦感同身受，同时，这里有一种观察者的距离，在拍摄照片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我在读日尔曼尼·提龙(Germaine Tillon)的时候想到这一切，他是人类学家，曾在奥雷斯山脉工作，那是阿尔及利亚的另一个地区，他在书里讲述，在营地里，她看见有人死去，她每次就画一个槽代表一个死去的人。她以专业的人类学家的身份开展工作，她说这有助于保持工作状态。我想到这个，我想我是一个可笑的人：在那个有橄榄树的村庄里，我到来的第一天——不是第一天，是第二天，第一天更戏剧，我在这不讲了，否则有点英雄主义式的浮夸，——所以是第二天，人们开始说：“我以前有这，有那，我以前拥有十头山羊，我，我以前拥有三只羊”，他们说的都是他们失去的财产，我和另外三个人一起，我们竭力记下所有这些。我记录灾难，同时，出于一种轻率——这，真是学术的轻率，我回想时才意识到的——，我一心想要研究这些，用我掌握的技术——我不停地对自己说：“可怜的布迪厄，以你拥有的那些可怜的工具，你还不够，应该全部都知道，全部都理解，心理分析，经济学”;我做过罗夏氏墨迹测验;我尽所有力气尝试理解——同时，我想要搜集比如春天第一天的典礼和仪式。 这些人跟我讲故事，吃人妖魔的故事，还有他们玩的游戏：他们从橄榄树上摘一些没有完全成熟的橄榄，这是一个游戏，我们抛起橄榄，之后用手背接住他们，按没接住的橄榄的数量，我们可以用手指打三下或四下。在橄榄树下，我访问这些三、四十岁的男人们，他们有的在长袍里藏着枪，他们沉浸于游戏(如果丢了两个，要被两只指头打，三个，三只指头，以此类推)他们拍打得很重，他们打闹起来象孩子。

　　这是我与这个国家的典型的关系。要以适当的方式谈论这一切，是非常困难的：这完全不是集中营。很戏剧，但又不象我们说的那样。我观察所有这一切，他们是如此复杂，完全超出了我的能力!当他们向我叙述故事——我有时需要用接下来两三天去消化理解，地名，或者复杂的部落名称，牲畜死亡的数据，健康的牲畜的数据——，我被淹没了，什么都值得记录，拍摄，这是一种迎击沉重现实的冲击的尝试。在附近一个叫做科尔克拉的中心，一个很大的中心，处于一片很广阔的沼泽平原上，人们不耕种，因为他们没有犁，也没有足够强悍的套车的牲口，他们被抛弃了，很多人，两三千吧，这很悲剧。在这个没有城市的贫民窟，我做了人生最疯狂的事情：按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INSEE)的方式做了一个消费调查(一个消费调查，非常繁重，用问卷访问：“昨天，您买了什么?”蜡烛，面包，胡萝卜，一一列出，填“是” 、“不是”，两天后再回去，这样做三次)。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还好)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有三个或四个人——组织、实施同样的调查，条件非常艰苦;关于这个调查，没有什么惊奇的发现，除了人口表现出完全的同质性，处于贫困的最低等级，我们发现一种正态分布，以及我们在一个正常人口群体，或一个正态离差中的所有差异。

　　修特：听您讲述，我们发觉您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您想要探索所有方面，在短时间内进行全面的社会学研究。

　　布迪厄：是的，不然怎么做呢? 面对这样一个紧迫而沉重的现实，您怎么做?当然，任由自己沉浸其中，编撰一部奇幻的传闻，我在其中讲述所有这些，这也是有危险的。我犯的重大错误之一，是我没有写日记，只有些乱七八糟的笔记的碎片。但要说，这的确很难;我们当时没有时间，很艰辛。

　　修特：具体的问题，如果没有日记，理论上我几乎确信，您看着这些照片，能够以可信的方式重新确定时间和地点，比如，您看着这个坐在地上的小女孩，能够确定地说“是在那”吗?这是一种非凡的记忆力⋯⋯

　　布迪厄：是地，我能够说“这是在奥尔良维尔，这是在切哈依而(Cheraïa)⋯⋯

　　修特：但是记忆的凭证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考虑以后⋯⋯

　　布迪厄：这本来是应该的⋯⋯⋯但我实在没力气了，我们从早上六点工作到凌晨三点，难以想象，萨亚(Sayad)是唯一坚持的，其他人都累垮了。非常非常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