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See” – In Conversation with Jim Goldberg 2011 By 阿隆• 舒曼(Aaron Schuman)

　　AS: 阿隆•舒曼 / JG: 吉姆•戈德堡

　　AS: 你是怎么开始以那些被排斥、忽略，或者在社会边缘的人群作为你的工作对象的呢?

　　JG: 我一直对“他者”是如何被认识并创造出来的很感兴趣，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十多岁的时候就有那样的感受吧。最早是在1977年的Rich and Poor系列的拍摄，我开始关注那些流离失所或者被遗忘的群体——那些在社会边缘的人。在之后的Raised by Wolves，Nursing Home and Race等系列中，我对于那种边缘人的状况的理解也逐步加深。所以很自然的，欧洲的居无定所的人群的情况也引起了我的关心。我发现人们并不知道那些难民、移民和被贩卖的人的故事，而他们的感受也未引起注意并被考虑。

　　AS: 你作为一个摄影师是怎样将上述的问题纳入到你的创作构想中去的呢?你直接将文字和主题带进了作品画面之中，显然你已经意识到摄影师很容易成为只是在为一个主题说话的人，这反而增强了被摄者的“他性(otherness)”——从某种角度说，恰恰增加了被摄者和观众之间的距离。所以我很好奇你一开始怎么会想到利用文字，并让主体自己说话的呢?

　　JG: 我想在我所有的项目中，我一直迷恋于“完全纪录(total documentation)”的想法，当我把主题的文字写进画面中就开始了——最早就是用在Rich and Poor中的。而后我把这个方式发展成为黑白画面和文字，然后把彩色照片、录像也加入，再以后是声音、暂存物，再后来还用了装置的手段——特别是在Raised by Wolves之中。也就是说，我想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工作方式。我一直在我的项目中使用不同的媒材，并且希望对它们的运用都有相应的效果。

　　AS: 那么照片从这个方面来说有什么作用呢?作为一个摄影师，你认为你自己承担了怎样的角色?

　　JG: 我是从一个摄影师的身份开始，而后逐步变化的。照片就像一种证据(proof)——证明我的确遇到了那些人，证明他们的确在过着那样的生活，并且他们是应该被关心的。我拍摄照片之后，会做一个底片的索引打样，这样我就可以仔细地去看着它们——那些“证据”。这真的是非常有趣的文字游戏——影像是证据;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AS: 当然;我完全可以理解。照片就像其他所有东西一样，可以成为痕迹(evidence)，或者至少是部分的痕迹。

　　JG: 是部分的痕迹。我不是说它就是真相——只是部分的痕迹。

　　AS: 我想以一个具体的例子来了解一下你的工作过程。有一张作品的名称为“希腊，雅典，2003”。Muzaffar Alex Jafari在照片中写到，他以徒步的方式从阿富汗经过伊朗去往希腊。现在他以一份呼叫中心的工作来支撑自己的读书和生活。这张照片背后究竟是个怎样的故事呢?

　　JG: 我和Muzaffer是在雅典见面的，那时侯我刚开始我的“Open See”的项目。他在一个呼叫中心工作，所以我们在那里见面。我可以告诉你那些文字究竟说了些什么。从字面上来看，他写了自己从阿富汗走到希腊的故事，这部分是写在照片的外围的。在画面里面，在他衬衣上的部分讲了他在希腊的情况，并且表达了自己想要接受教育的强烈愿望。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来自于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可如果当时没有离开故乡，他可能已经遭遇不测。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许多生命中的故事，但这取决于谁在说，身处哪里。这样的述说不仅仅是关于他所思考的东西，还关系到谁是听众，以及听众的接收方式。因此，在照片的主题和观众之间所发生的互动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一般来说，我的目标就是把这样一种对话构造成为一场富有意义的遭遇，而不是一种简单化的对现实的反应，好像在说“帮帮我，帮帮我吧。我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移民”。

　　AS: 你是怎么认识 Muzaffar?

　　JG: 我真的不记得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在哪儿工作，我们在许多年里一直保持联系，但最近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我也不清楚他现在在哪里，但我一直试图与他保持联系。其实我是想找到他，我们现在的交谈更让我想立刻就写信给他。

　　AS: 你的“Open See”的项目是如何开始的呢?

　　JG: 一开始是应马格南的要求去拍摄的。本来是计划去拍摄希腊的移民文化，并作为2004年奥运会开幕式的一部分，最后在雅典展出。后来发展成一个完全个人创作的项目了。我加入马格南的原因之一也是不想要被局限在艺术的领域里面。我觉得这样一种照片的传播方式更令人兴奋，而不是让自己的照片从这个画廊的墙上拿下来，再贴到另一个画廊的墙上去。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其他国家做一个完整的项目，这让我增添了新的学习机会。

　　AS: 当你展出这些作品的时候，是否会提供翻译呢?拿Muzaffar这张照片为例，除非你说波斯语，否则很难理解这些文字中的意思。

　　JG: 这的确有点奥妙。从视觉上来说，画面是漂亮的，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感觉上就像一幅印度的细密画。但在这些作品展览的时候，我的确做了很多翻译的工作——可以说大概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是做了翻译的。然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并不想就给出全部的翻译，讲出所有的故事。作为西方人，难道就总能期待有人为我们做出翻译吗?有时候我想我们不一定要被告知所有的事情，不会知道所有的答案。有时候是有理由不给出答案的。所以，虽然他们向我诉说了各自的故事，但作为一个见证者，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将所有的这些都转述出来。当一个故事慢慢展开的时候，我就与它建立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我想强调的是，就像电影《罗生门》，一个故事可以有多种的叙述方式。正是生活的多重特质——人们不同的愿望与行动——吸引了我，而不是直接给我答案。

　　AS: Open See这个项目是否改变了你的工作方式?或者它是否对你之后的工作产生影响呢?

　　JG: 我想它并没有改变我的拍摄，但我的经验发生了变化。在这个项目之前，我所拍摄的就是在我的门外发生的事情。而在Open See中，我必须旅行，而我在拍摄中所遇到的对象都在为生计而奔忙，所以我很难再重新回去找到他们了。从这一点来说，这的确改变了我的工作方式。而这些人就像是始终处于流动的状态。这是一种非常脆弱的存在。

　　(这个访谈最初发表在Dazed & Confused杂志上;由The Photographers’ Gallery 和Deutsche Borse Photography Prize 2011合作推出。中文翻译：施瀚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