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哈雷在美国新抽象绘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视绘画实践和绘画理论为同一事物，他把看沃荷尔的画与读鲍德里亚的文章等同起来，感受到同一种感觉。他的幸福是紧紧地将理论与实践连接在一起，甚至将两者等同起来。在他的绘画和理论合一的实践中，有三个方面十分重要。

　　他十分清晰的区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图像学。他的抽象绘画就从这里找到出发点。也就是他从工业社会的几何学到达后工业社会的几何学。这样，他大大远离了他学生时代长时间研究的约瑟夫-阿尔伯斯的现代主义，或按哈雷思路，工业社会的色彩互相作用的理论。他区分了蒙德里安的时代，通讯与运输的社会几何结构刚刚被建立的特殊一刻，而后，后工业时代几何环境已久久地、习以为常地成为日常环境本身，几何学环境取代了有机的自然环境。这样，他十分迷恋电影《电子世界称霸大战》。里面主人公甚至掉进了一个完全由几何图像组成的世界，“我越来越想在画中表达这些东西。”数码、电子图屏的图像，亦深深地吸引着他。为此，他兴趣盎然地吸取波普艺术超明亮刺眼的色彩、吸取极少主义最大的几何基础结构，并给予它们符合自己信条的重新解释。“我认为极少主义和社会、工业发展与现代景观等主题非常有关，而不是如极少主义艺术家们认为的那样封闭。”而他采用的商业色彩比波普艺术的色彩还要刺目耀眼，以致技术人员在印刷他的绘画时常感到非常困难!

　　哈雷艺术中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他对波德里亚理论的酷爱。他在汲取福柯的强制几何学之后，走向他概括地称鲍德里亚为“诱惑的几何学”的领域， 或者说富有诱惑力的符号领域。鲍氏的理论带给了哈雷一种价值的彼岸，一种新造型的彼岸。这样，他将蒙德里安推到极限来反对蒙德里安，将马列维奇推到极限来反对马列维奇。他运用鲍氏的仿象——仿真理论使整个几何绘画系统都跌进了不确定性，成为一种现象学的动荡，成为一种超真实的抽象语汇，成为“浮动”的价值。这让他成为以新几何绘画对几何绘画的挑衅者，也同时成为符号价值领域的新画家和艺术理论家。他在这样的位置上，与波洛克、罗斯科的观念、感受和技术已经根本的不同，可以用尼采的格言来定义他：“打倒一切允许信仰真实世界的假设!”

　　哈雷艺术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他以借西班牙哲学家奥尔泰加(Ortega)的不同的现代主义阐释，反对流行的后现代主义观点。以他的看法，19世纪末的现代性是充满自信和激情的，而20世纪中后期则是相对论和怀疑论的。今日的艺术是嘲讽与不带激情的，不需要眼泪，而是正午般的清晰和完整。这似乎与伯尼托-奥力瓦的新现代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哈贝马斯的“现代主义进程永不完成”的尖锐呼应。这里，他特别列举了沃荷尔的无感情的、无动于衷的“我要变成一架机器”的例子。

　　哈雷的三个方面，是一种连贯的方法学。而连贯的艺术方法学，是一位艺术家一生的建构。

　　我研究哈雷，深爱哈雷的绘画和理论合一的实践，我在里面发现了新事物。我爱他敏锐的绘画和文字的洞察力，而人、绘画、绘画产生的文字、社会和世界，永远是让一代代艺术家惊奇和以新的方式重新惊奇的主题。

　　哈雷的绘画和理论合一的实践，确实包含了美学层面的重大转变，他质疑了前辈艺术家的艺术，特别是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的艺术，以他自己的独特语言和语境，在新的层面上，构建了事物和造物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