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当时，十七岁的她刚刚过门不久，秀气的脸上还略带着羞涩。那天不知是什么触发了父亲，他执意要在院子里为母亲拍照。—母亲穿着素淡的旗袍，轻扶着海棠树杆，含羞浅笑注视着相机后面的父亲。这张照片在家里挂了五十多年，父母的每一个孩子甚至是孩子的孩子都是在它的凝望下长大的。我对摄影最初的一点认识就是来源于这里，我知道照片是可以把生命中很多美好的瞬间永远地保留下来。

　　上大学之前，我并不喜欢拍照，几乎没有摸过相机。我当时爱画画，去参观美术展的时候，我总是习惯在一个随身携带的本上画小构图。美展上有时会展出一些摄影作品，我也就顺便看看，学习一下构图。没想到后来电影学院入学考试的时候，有一道图片分析题，刚好是我在全国美术摄影展上看到过而且印象深刻的一幅作品，是一张逆光中的山顶梯田。我的回答当然驾轻就熟，面试的老师好像还挺满意。 考上电影学院摄影系的那个夏天，父亲把他的一台老式的阿克发方匣子照相机送给了我，那也是我接触的第一台照相机。因为这个相机是620的轴，当时市面上早已断档了。父亲就到文具商店买来糊卷窗用的秫秸杆，亲手为我做了一个卷轴。 那时班里的二十六位同学大多都会使用相机，只有我对此一窍不通，更不用说暗房技巧了。

　　第一次在暗房上课，老师讲解了放大照片的方法之后，我就如法炮制起来。怀着欣喜，看着相纸在显影液里浮现出影像来，我迫不及待地将它在停影水里冲了冲，就拿出了暗房。老师正在院里为同 学们讲解照片影调，我还没走到他跟前，就发现手里的照片由灰变黑了。“你赶紧把它放回去，没定影怎么就拿出来了?”老师冲我嚷道。当时，我真的不懂得放照片还要定影。跑回暗房，将照片扔进定影液里，我的心情一时非常沮丧。 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我的同学张艺谋。在下一次进暗房时，是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放大照片以及显影和定影。当时，艺谋的图片摄影已经十分出色，他的暗房技术也相当娴熟，但他的一招一式仍非常认真。我记得他先捏着底片的片孔，把底片轻轻地弹了弹，又拿出一个小毛刷，把放大机的片夹刷了刷，将底片夹好后，他又用布把放大机擦得干干净净。做完这一切，他拉过一个凳子坐在上边，轻声地说：“心情要保持平稳，就想着怎么把片子放好。”艺谋在工厂的时候，是挤在宿舍的桌子底下利用一点点空间放片子的，所以他特别珍惜学院提供的机会。在他的影响下，我不仅学到了制作图片的方法，也认识到放大一张好照片需要怎样的精心与耐心。

　　这个时候，系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台海鸥205旁侧取景的照相机，它比我原来的方匣子要先进多了。我挺得意，抱着相机跑去为我的老师李可染先生和朱光潜先生拍照，感念他们对我的教诲。这以后父亲领着我陆续拜访了梁漱溟先生、 吕叔湘先生，我开始为更多的学者拍照。到上大三的时候，我的寒暑假基本上都用来寻访文化名人，为他们拍摄艺术肖像。当时的我对于摄影的本体没有系统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记录影像的层面。由于浩劫后硕果仅存的文化名人大多年事已高，我只想做一点文化抢救的工作。

　　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赶到医院为石鲁先生拍照。得知我是个学生，专程来西安看望他，石鲁先生很激动。为了他不至受累，我提议就着病床进行拍摄，但先生断然拒绝了。他请护士找来一辆轮椅，由护理员推着来到了病房外的走廊里。在一扇正有阳光暖暖泻下的窗畔，老人示意停下。沉浸在和煦的阳光里，他不知在想什么，我发现他脸上的病容被一种坚定而昂扬的神情所替代，眼光中流露出热情，我想那应该是来自于他性格中的那份难以磨灭的对生活的爱。就在这个瞬间，我举起相机，让石鲁先生的脸庞充满整个画面，按动了快门…… 这次的经历让我感受到拍摄肖像不仅仅是单纯的形象记录，它是心与心的碰撞，是捕捉和激发某种内在的情绪。在以后的拍摄中，我开始注意人物内心的外化，虽然这时在画面语言上我还没什么想法，但拍摄方式上已经有所考虑了。可以说，从这时我才开始对拍照产生兴趣。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也有机会拍摄电影。听到电影开拍后马达“刷刷”转动的声音，能用胶片创造意境，我觉得很兴奋。这时，我得到一台尼康刚2相机，它一直跟随我到今天。这本画册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这个相机完成的。1990年，我应邀去英国讲学。当时我已经有了拍摄世界名人的想法，希望利用出国的机会能比较容易完成。没有想到，一去就是八年，最让我难过的是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了心爱的摄影机。 去英国之前，我买了一台碧浪之家的120相机。这是为了拍摄世界名人所做的物质准备。不想在其后的一年时间里， 我不仅没有用过一次这台相机，甚至没有拍过照。我寄出的拍摄邀请信寥无回音，为了生计和积攒拍摄经费，我不得不终日奔波劳作。

　　在国内我曾经拍摄过李政道先生，1991年8月13日，我走进了新加坡总统府里的一间接待室，为李光耀先生拍照，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国外拍摄世界名人。由于120相机是新的，我还不怎么会用。一年来忙于打工也没有时间琢磨。加上天热和心里的紧张，面对不苟言笑的李光耀先生，我早已架好的120相机无论如何也按不动，计数盘纹丝不动地停在s刻度上。虽然身在空调房间里，我却急得满头冒汗。其实不过是相机上的后插板没有拔出来，这么简单的动作，头脑已经有些发蒙的我却无论如何想不起来。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只好端起135相机围着李光耀先生180度地猛拍……尽管是磕磕绊绊的，但我的环球拍摄总算是拉开了序幕。 我曾见祖父珍藏的郎静山先生的摄影精品《野渡无人舟自横》和《雁荡晓烟》的原作，郎先生利用集锦法创作的摄影作品，并不让人觉得堆砌，有如绘画般经典。对于画面的影像构成，我有些类似于直觉的认识，但一直没有进一步思考。说起来，还是在出国之后，我才有意识地对摄影的构图、用光、影调等本体语言进行探索。打工之余，我常去伦敦的国家美术馆，那里是免费的，太多的艺术珍品足够消磨掉一天的时光。美术馆里专门开辟了一个伦勃朗画作的陈列室，它也是我流连最多的地方。伦勃朗绘画中的许多作品都采用暗色调局部用光的画面构成，形成凝重深邃的意境，他的绘画风格深深地影响了我。从那时起，我开始真正的肖像摄影创作。 在现场拍摄时，我爱用自然光。自然光最真切，不破坏现场的整体气氛，也使得被摄者保持有最自然的状态，便于我去捕捉。在不断的拍摄过程中，我逐渐摸索局部照明的表现方法，试图构建有个性特点的视觉风格。 然而，真正让我甘心情愿地付出寂寞年华，依然义无返顾的是那些走入我镜头里的人们。

　　在剑桥大学东方研究院里，我有机会为91岁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拍照。为了拍摄一个全景画面，我把三脚架升到头，架在桌子上，我站到一个椅子上取景。这个画面强调四周的文件与书稿对这位老人的包围，看上去他像一个辛勤劳作的渔人坐在浩瀚的知识与学术的海岸边。由于镜头是从先生背后取景，我请他稍微侧转一下头。没想到这个有脾气的倔老头儿一边工作一边说：“我不会转头的。如果需要，你可以把机器摆到我前面。”我尴尬地站在凳子上，但并不打算放弃这个理想的角度。我委婉地告诉他，我希望在一个大环境中表现他在浩瀚工程中一个思考的瞬间。老人想了想说：“你说得有道理。 看来摄影也有很多原则。”他说着，就略略侧过身子，我抓到了这，个瞬间。在简短的交谈中，老人告诉我他迟迟没有同意让我拍照，是因为觉得自己年事已高，恐来日无多，而他的著作还有两卷没有出版，他必须全力以赴，不能分神去做太多其他的事情。我被老人年逾九旬仍毫不倦怠、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打动。临别前，李约瑟博士紧紧拉着我的手，要别人帮我们拍摄一张合影，叮嘱一定要把这个拉手的动作拍进去，他说：“这也是历史。” 多么可敬又可爱的老人!正因为几乎每次的拍摄我都是跟一些睿智而平易的心灵对话，我都会被镜头前的人物感动，所以每一次拍摄我都很期待。这样的创作过程，总叫我回味无穷。 这么多年的奔波， 我总是努力达到自己的目标，可也有些时候无奈地与大好时机擦肩而过。 一次有一个很棒的展览在英国国家美术馆举办，因为前门簇拥了不少参加开幕式的记者，我转而踱到展览馆的后门，准备从那里进去参观。这时，我看见有人推着一辆轮椅走过来，轮椅上的人竟然是我一直联络拍照而没有回音的著名物理学家霍金! 因为是准备看展览， 我并没有把相机带在身边。一时之间，我心里无比懊悔。但我还是决定走上前去，向这位困守在轮椅里，目光却穿透宇宙的科学家问好。征得他的随行人员的同意，我接过轮椅，小心翼翼地推着我许久以来渴望见到的人沿着长长的通道走进展览馆……那天的情形我后来还常常念起，固然是有遗憾之意，但能够以拍照之外的方式向我钦佩的人表达我的敬意，还是让我欣慰。

　　一个难得的休息日，我正经过唐宁街口，只见戈尔巴乔夫离开首相府，钻进了一辆黑色的轿车。我曾经托懂俄文的朋友再找人尝试邀请戈尔巴乔夫拍照，我的邀请信肯定还没有转到他的手上，因为答应帮忙的俄国人先是索要一箱苏格兰威士忌，后来干脆改要英镑了，这是我根本不会答应的条件。 此刻，兜里甚至连个傻瓜相机都没有带的我，只好眼巴巴地望着戈尔巴乔夫乘坐的轿车远远地开过来。我站在路边，扬起手向轿车中的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致意。令我深感意外的是，黑色轿车竟然在我的身边缓缓停下来，坐在后座上的戈尔巴乔夫摇下窗户，用俄语向我说了一句什么，他抬起手挥了挥，车子这才又慢慢开动了。如果我能捕捉下这个瞬间，会是对我业已铺展开的名人画卷的一个多么生动的补充。我游走世界各地，希望拍摄的不过就是那些原本高高在上的名字后面，真实而平凡的瞬间。 我是在环球拍摄的过程当中，真正爱上摄影的。可能我真正喜欢上的是这种与人交往的方式，用我的心去感触别人的内心世界，用我的眼睛放大生活中细小的美。当我翻看这些年来创作的肖像作品，我仿佛又见到了拍摄这些照片时的自己。我触摸着人们曾经带给我的感动，心中就不敢有丝毫倦躁。 那位我二十年前下乡结识的老牛倌，他总是笑呵呵地说自己很满足，因为所有想要的东西村里小卖部都能买到…… 还有我在巴伐利亚的森林狂欢节上遇到的那个漂亮的男孩，他很骄傲自己是大森林的孩子…… 不久前，赴巴基斯坦拍摄时，在白沙瓦城中一间简陋的修车铺子里， 我见到两个年轻的小学徒。他们生活得艰难，但却依然工作勤勉。被我的镜头凝固的他们还略带稚气的脸上，是纯净平和的目光…… 感谢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游走世界，感谢生活中与我真诚面对的人们。或许，并不是每个瞬间都有记录的价值，但打动过我们的每一张面孔都值得永远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