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纹可以说是鉴定家具年代的最好依据，它本身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性，另外家具上的花纹可与其他工艺品如瓷器上的花纹作对比;众所周知瓷器的时代特征是比较容易鉴定的。

　　仔细观察家具上的纹饰，就会发现许多地方与瓷器上纹饰雷同。一个朝代，流行纹饰往往会渗透各个领域，相互影响。孤立存在又超越时空的东西是没有的，家具上的纹饰几乎在瓷器上都能找见。以瓷器纹饰为标准，对家具断代提出一个参考标准，无疑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捷径。

紫檀荷花纹宝座

　　紫檀荷花纹宝座是一个院众所周知的经典家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有的有关书籍都认定这件家具为明朝生产，绝无仅有。如果我们细细分析，就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如此奢华之风的家具会出现于明朝?人们再来看一下清青花荷花纹贯耳大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就会茅塞顿开，大瓶上所绘荷花与宝座上所刻荷花如出一辙，叶脉清晰的走向，阴阳向背的表现，荷花肥嫩的花瓣，以及满布器身的装饰风格，两件虽不同属，但神韵无二。至此，我们没有理由固执地将荷花纹宝座的制做年代定为明朝，荷花纹贯耳大瓶底部清晰地写着：大清乾隆年制。

　　以瓷器论，荷花纹自宋起则有绘于身，但宋元明清所绘荷花笔法不同，风格迥异。瓷器上的绘画，明以前一直比较幼稚，荷花的画法无论如何生动，也不过是平涂，阴阳向背表示不清，而清代雍正一朝开始，瓷器上的绘画大大进了一步，原因是受康熙一朝宫廷西洋画家影响所致。例如雍正粉彩花卉瓷器，工匠在督窑官的指导下，已悟出用颜色将花卉的浓淡表现出来，这一进步，无疑会给相关艺术带来生机。家具的雕刻工艺，从这时起，注重圆润，注意表现物体本身的质感和自然状态。仅以荷花纹宝座而言，我们已经清楚地感受到荷花盛开或含苞欲放时鲜嫩的花朵和肥硕的枝叶。翻过头去，再看一看乾隆青花荷花纹贯耳大瓶，就会明确地知晓不同属的艺术品所迫求的艺术效果是多么地近似。

黄花梨木麒麟纹交椅

       黄花梨木麒麟纹交椅(上海博物馆藏)。这支交椅也非常有名，多次收录在各类画册之中，被确定为明朝作品。此椅靠背板攒框为三节，中间纹饰为麒麟洞石祥云纹，麒麟为站姿，做回首状。以椅而言，断定制做年代很容易按常规论，但与瓷器纹饰比较就会发现问题。麒麟作为瑞兽，明朝瓷器上大量绘制，明中期时，麒麟一定为卧姿，即前后腿均跪卧在地;而明晚期至清早期，麒麟一定为坐姿，前腿不再跪而是伸直，但后腿仍与明中期相同;进入清康熙朝以后，麒麟前后腿都站立起来，虎视眈眈。这一规律，无一例外，如果文物鉴定标型学理论不发生动摇的话，这支交椅的制做时期当为清康熙朝，这比通常认定的年代迟了一百年。

　　黄花梨木凤纹大柜，门板满刻凤纹，姿态各异，大头细颈，尾羽飘逸。这类凤纹，康熙青花瓷器上比比皆是，而更早一些的明代晚期，一定寻不到如此灵动的凤纹。再参考一下其工艺特点，此柜定为清康熙应该无大误。

　　核桃木团龙小柜为山西家具，团龙呈圆形，浮雕于柜门正中。这件小柜文人气很浓，应为文人设计，所以存世量不多。比较一下青花团龙瓷器，就很容易判定这件小柜的确切年代。

　　北方榆木小柜所雕团鹤纹，与瓷器常见团鹤纹类似，此类团鹤自雍正起渐成定式，故以引推定世制做年代较为勉强，但上限可以限定，不会早于雍正一朝，而下限则要参考工艺上的其它特点，做出正确判断。

　　灵芝纹是瓷器常见纹饰，明朝所绘灵芝远不如清代生动，尤其康熙晚期至乾隆早期，灵芝纹的表现比比皆是。图版中青花梅瓶(故宫博物院藏)下部所绘灵芝与核桃木平头案牙板浮雕灵芝纹如出一辙。雍正一朝，十分流行灵芝纹装饰，家具也不例外，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饰有灵芝纹的家具，综合考虑，仍以雍正一朝为最多，这一点与瓷器生产数量也相吻合。

　　核桃木独板三屏风式罗汉床，床围子的博古图案与清康熙青花常见博古纹如出一辙，从布局到内容，几乎是出自一个范本。从这里可以看出时代流行纹饰渗透各个领域多么普遍。博古图案在清朝流行过两次，一次是康熙时期，一次是同光时期，两次同为博古，前者提倡优雅清闲，后者推崇金石学问。同为博古，内涵有异，这种同异，成为后人研究的课题。感受多了，就会很容易地将前清博古与晚清博古分开，从中体会古人悠闲的心情和所包含的内在情绪。把握住一件文物的内在情绪，确实需要更多更深更广地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才能使认识和判断得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