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先生在为新展览创作水墨长卷-1

　　百余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境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得不在截断本土文化历史之流的特殊社会境况下更新转换，并在民族国家追赶现代化的特定历史时期里背离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而趋向西潮新变。对笔墨的精神实质及其现代转型这一蕴含在中国画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课题，却少有人能从中国画价值本体的角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给予正面回应。

　　中国画的水墨写意精神历经一个多世纪的现代转型与时代际遇，已经有诸多紧迫而现实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并在一次又一次的发问与试错中证实了其复杂性与重要性，诸如：为什么笔墨问题是中国画的核心问题?笔墨在中国画作品中是如何呈显并实现其有效性的?什么样的艺术作品能够在笔墨与人格之间建构起某种内在的关联?对于传统水墨艺术的评价系统是否完整地适用于当代中国画创作?水墨艺术的文雅气质与当代文化的精英意识能否直接对接或有机契合?中国画的传统笔墨意趣能否与当代艺术的观念表达实现某种开放性的对照与共生?笔墨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独有性和包容性具有哪些价值?中国画笔墨的写意性与西方现代艺术的抽象性之间存在着何种关联与差异?水墨艺术表象之“景”与内蕴精神之“境”以何种方式实现内在的贯通?……或者说，在这一系列具体问题背后更为深刻的平行性命题在于，在不同的文化根基和文化土壤中是否可以长出不同的现代性?究竟当下中国本土艺术能不能衍生和建构出一种不同于西方艺术的表现样态，从而在中国文化的基点上发展出中国艺术的现代形态?

　　在即将于2013年3月9日在今日美术馆开幕的《弥散与生成：潘公凯艺术展》中，水墨艺术作品与装置艺术、建筑艺术和理论研究文献的共时并置，在为人们系统展现潘公凯先生水墨新作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正面回答了以上诸多问题。在这一大型个展所包蕴的水墨、装置、理论、建筑四大版块中，水墨艺术作品部分最为集中而典型地展现了作为艺术家的潘公凯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精神操守和艺术理想，同时水墨艺术也作为某种独具统领性的核心版块，诗意地统筹着其他三大版块的内在思想旨归，既展现了当代中国观念艺术与经典本土艺术隐在的血脉联系，又呈显了其源于理论自觉的创作实践所指向的精神深度。

　　在这些复杂而又奇妙的关联背后，中国画笔墨的精神性，作为“源于传统内部的生长因素”(潘公凯语)在其水墨作品里集中凸显出来。笔墨在中国画价值体系中一直以来的“自生性”与相对封闭性，在一个当代展览场域和观念艺术作品的映衬之下，将会被置于某种更为客观、开放与包容的领域中，实现其形式语言与价值内蕴的当代转换。事实上，这种笔墨语言内涵的深刻性，与他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关于“中国画生存与发展的宏观战略”问题的深入思考相关，与他长期以来对当今世界“本土与外来”、“中心与边缘”、“西方与东方”这些更宽阔的文化讨论的持续关注有关，更根植于他对近代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笔墨价值评判标准的深透理解和把握。

潘公凯先生在为新展览创作水墨长卷-2

　　在潘公凯先生的水墨新作中，文人气质的蕴藉与视觉形式结构的张力实现了奇妙的冥合。这些写意水墨艺术的笔墨和图式，都在继承文人画大写意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开拓，并在细微的感觉表现中注重“承”与“变”的适度。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笔墨仍是画面中最根本的艺术语言，而没有止于一种符号性的、代表文化身份的媒介，过度生发其抽象因素与观念表达。这种“笔墨本体”论的追求，既明确地、舒展地实现了传统笔墨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将草书用笔渗透到绘画性的笔墨之中，寓笔墨程式于造型之中，同时又将宋元以来传统文人画的小笔小墨发展为独具个人气质的大笔大墨，在笔墨的皴擦与洇化中形成圆与曲、黑与白、满与缺、湿与枯、软与硬的形式对比和生动变幻的音乐节奏，适应了时代审美经验的变化。特别是一些作品对于宿墨的表现运用，在墨色中求丰富变化，浓烈者深沉刚毅、凝重苍劲如厚铁，淡雅者温儒透澈、清新明豁如碧玉，在高吭低吟的格趣中，静默地流淌出“生命的痕迹”。

　　坚持以笔墨为宗，来表现大写意花卉题材，使潘公凯先生的水墨作品依然浸透在传统文化与经典艺术的“文化场”之中，也潜藏着某种巨大的感染力和召唤力。他的作品极少工巧设色而多挥洒磅礴，经常纯以“大笔大墨”示人，这一方面出于中国画的欣赏从书斋、案头向大型展览空间演化的考虑，另一方面更展现了一种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孤绝与壮气，在笔墨与结体、景与境的营造中，建构了一个理想化的精神世界。

　　作为与笔墨异质同构的重要因素，潘公凯先生眼中的“结体”，也即通常所说的结构和章法，是体现精神的笔墨运动完成的图式组合。其画中之“景”，是经过提炼幻化物象联系的图式所呈现的视觉意象，而画中的“境”，则直接来源于其画内景象体现的充溢于广大空间的精神内蕴。在此次《弥散与生成：潘公凯艺术展》的水墨新作中，同样体现出他在创作过程中对画面结构的自始至终的高度重视，在结构和笔墨之间寻求某种互动与互渗，以画面结构放大笔墨的体量形式，同时以画面结构强化图式力度，以虚实强烈对比的结构与意象化的笔墨表现，展现了源于生活经验的“景”与承载哲学省思的“境”。从长达数十米的长卷《野水空山图卷》，到浓墨恣肆的《月初堕》，酣畅沉郁的《仲夏之梦》，再到微茫淡雅的《野趣》，观者在这些大写意水墨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超越时空的、充溢着英雄主义诗意的厚重气象，与源自艺术家人格与心象的独特境界。

　　更为难得的是，在这一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画的笔墨展现与当代装置、建筑等源自西方现代艺术思想之影响的艺术形式相并置，并因其创作主体思想的同一性、策略性与展示格局的统筹设置，而显现出水墨表现的另一种指向当下的可能。它们一起构成了潘公凯先生的艺术思想与精神世界，同时再次生动呈现了潘公凯学术思想背后的核心精神：理性的学术态度、审慎的文化自信与宏观的文化战略意识。

　　潘公凯先生曾在文集《限制与拓展》的自序中发问：“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究竟能否引伸和建构出另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形态，一种中国自己的现代主义?” 1992年他正是带着这样的命题远赴美国，面对新潮涌动的西方现代艺术，此时的他一直在思考的却是中国美术的出路问题、中国画的现代发展策略问题，很多后来的学术思考、艺术主张乃至美术教育和办学理念，都在这一时期孕育生成。二十年后，当这种带有预见性的宏观判断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渐渐征显与兑现，并已然变换升华为一种象征，潘公凯水墨艺术便由此更为清晰的显露出双重价值：一方面在当代世界文化语境与精英艺术视域中，展现了中国画水墨写意精神永恒的审美活力与文化性格;一方面更使我们在全球性的文化视野中重拾中国文化自主性的信心，并藉此发现中国本土艺术无可替代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