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九洲和高居翰在一起

　　应该是22年前，我还在淮阴读中学的时候，就知道高居翰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个中国艺术史方面的外国学者，当时我对学术毫无认识，自然对他学术也毫无认识。14年前，关于《溪岸图》的争论展开的时候，我已经在文汇报当记者，当时只是觉得高居翰有点离奇，《溪岸图》那样的绘画，怎么可能是张大千画的?这就是我当时的水平。

　　2002年12月在安娜堡第一次见到他，那一次是他的藏品展加系列演讲，我去看了5次展览，听了两次讲座。大约在2004年，我对于宋代绘画有了比较真切的认识，才知道高居翰在一些关键环节，应该是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以前认识有误差。从那时开始，我陆续与他通过电子邮件说一些事情，他的电子邮件针对性很强，比他的著作更有分量。在鉴定我最初的一些藏品之后，他推荐我们去找一些博物馆东方部负责人，认为我收藏的一些古代绘画，是一个全新的发现，完全值得博物馆作专门展览，那时我的藏品规模，还没有后来《重现》展示的一半。2006年左右，他在80岁的时候，因为心脏问题，动了两次手术。2009年，我的藏品出版于《重现》的时候，是班宗华教授写了序言，高居翰提供了一些罕见的原始图像资料。最近两年，从来往电子邮件中，我们觉得他身体恢复得还不错，这可能也与他旧日藏品获得了市场追捧有关，喜事总是让人更加舒展一些。

　　高居翰与我们的历年电子邮件大约有100封，由于他是密歇根大学毕业的，因此，对于一直居住在安娜堡的我们，他还是很友好的。我们通信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广泛，开始主要围绕我们的绘画藏品，给出一些具体的评论，后来则随时讨论一些我提出的问题，经常会涉及到一些其他的古代绘画与人物评价，现在看来，他的一些讨论问题的方式，给我很大启发。不止一个人建议我把这些信件可以作为珍贵资料公开，但是我觉得这是私人邮件，不公开为好。

　　今年2月，我们决定去加州旧金山亚洲博物馆拜访一下，这时高居翰也从加拿大搬回了伯克利，因此我们提前与他联系，他热情邀请我们到他家中。

　　出乎意料，与他的见面，连基本寒暄也没有，直接坐下来说话。他似乎不是很在意别人说什么，大致说来，我们提5个问题，他可能听明白3个，也许是听力问题，也许他一直这么谈话，他就其中一两个问题，文图并茂，讲了很久，而且不断翻看他的电脑，找出证据来加强他的阐述。在找到证据之前，或者谈话的间隔，他非常夸张地“喔、喔、喔”地发音。与我们一问一答并非很多，主要是他在强化阐述。我提出一些古画的年代判断问题，对于特别复杂的问题，他就说：完全不知道。对于相对明确的问题，譬如说无锡华氏家族收藏的一件古画，他在50年前就看过，现在他就说，这是非常古老的一件绘画，但是他不愿意将此古画，确认到任何一个画家头上。在各种问题中，如果我们给出不一样的看法，他会认真听一下，但是绝不反驳。

　　对于五代绘画，我特别提出讨论，认为以往我们忽视了这个阶段的特殊作用。高居翰说，这个时间段太短，只有几十年，不太容易确认。这一点，我感觉他的思维比较平面地看待了艺术史的发展，艺术史是在特殊时间段快速发展，然后大多数时候沉寂。五代则是快速发展时期，如果平面看待，就容易忽视。

　　他另外强调了好几点，让我印象深刻，他以为，这个领域有两种人，一种人看文献说话，另外一种人，看画说话，他只愿意与后面一种人对话。我问他，董其昌的问题在哪里?他的答案非常奇妙：董其昌没有照片!这是一个颇有深度，很有见识的答案。他评论到另外一个大学者的时候，他说，你注意到吗?他一点知识分子的“智力贡献”都没有!此话恶毒，让我喷饭。同时我也领悟到，除了我受到的学术训练，纯粹的“智力贡献”，也是很重要的，不可太僵化。

　　他坚持与我们一起找了出租车，到伯克利街上吃了一顿饭，他吃得不算很慢，而且胃口似乎很不错。饭中我问他，还有任何研究计划吗?他说，没有了，没有任何计划。就在我们会面的接下来一周，他的图书、胶片将全部捐赠给中国美术学院，因此，他还花费一些时间，向我们介绍了他使用了数十年的藏书，这些书籍堆放在房间中，等待被运走，我还拍了几张照片。他的书籍马上全部捐赠，他的绘画藏品，也分给了他的四个孩子，高居翰只剩下两台巨大的电脑，他将继续做出一些“智力贡献”——也就是他博客上的“演讲集”。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只有8分力气的模样，仅在谈起他的几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精神似乎完全恢复，有一股难以言传的神采。在出门上出租车之后，他认真询问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号码、姓名，而且饭后特意找笔，认真记录下来，这让我非常吃惊，很显然，我们的来访，使得他与一个出租车司机联系上了。以后他可能会借助这个司机，在伯克利——这个他任教30多年的学校周围活动。更早的时候，1947年，他毕业于伯克利高中。

　　在学术上，他显然是一个比较关注自身的学者，不太关注外界，但是无可否认，他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从数量上看，他写了220多篇文章;从影响上看，他做出了众多的、属于知识分子的“智力贡献”，尤其是关于《溪岸图》的争论，虽然他的说法也需要进一步推敲，但是这个问题，让全世界学者为之挠头，至今学者们还在不断地寻求新的解释，毫无疑问大幅度推进了学术发展。

　　高居翰本人，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学者，并不靠所谓的天才吃饭，其辨认古代绘画的能力，来源于训练，这种训练最后已经变成本能。这个过程，对中国艺术史研究颇有启发。目前绝大多数学者，在什么是“美”这个问题上，都有误解，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依靠“本能”在下判断，强调“天才”，强调“感觉”，就是不注意基本训练。事实上，什么才是古代的“美”这个问题，是需要严格训练，才能够发现、下判断的。徐邦达误判《柳公权兰亭诗》，批判其“庸俗”，显然是把“20世纪美”，强加到“唐代美”上了。而真实的古代的“美”，譬如说台北故宫的《江行初雪图》、《山鹧棘雀图》，北京故宫的《宫苑图》，南京大学的《勘书图》屏风画，都存在不符合当代美的要素，但确实是五代、北宋真迹。那种以为五代审美约束下形成的绘画，也应该是今天赞赏的艺术品的想法，是错误的。真实的五代绘画，与今天的一般审美倾向，一定不太合拍，所以这些真实的五代绘画，在20世纪被宣传的不多，一般观众可能还不能欣赏，这是艺术史家的过失。而艺术史家一旦不进行扎实训练，妄谈天才，就会逐渐迷失的复杂的艺术品中。

　　在离开高居翰居所的出租车上，我看着海湾发呆：所有艺术史研究的努力，不就是让人知道，离开本能，还有其他判断吗?对着一枝盛开的桃花，大家都说很美，这需要艺术史来训练吗?当然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