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照相馆全体成员

　　这是拍摄全部结束时我和所有工作伙伴。我们来自七个不同的地方，这里面有我的制片人，为我操办所有复杂的计划。我的助手，现在是上海最好的广告导演，他为我这件事拍纪录片，放下了他的事业一年。有一个来自西安美术学院的学生，是临时加入的。还有我两年前的助手，当时他觉得搞艺术太残酷了，就走了，但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他还是要来帮我。扎西是十二年前我第一次去拉卜楞寺时通过朋友认识的一个年轻喇嘛。他那时候19岁，几乎不会说普通话，很害羞，私下里乐意跟我学东西。我十分感谢他，就用一种我认为的善良，带他到上海来旅行，到我家里住，看这个世界。后来他对这个世界好奇了，普通话越来越好，去了兰州，遇到了爱情，献身了。一旦犯了错误他就必须要还俗。我觉得对不起他，就给他找工作。一开始跟着我工作，后来到杭州我朋友的咖啡馆当咖啡师，再往后他在社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生活得不错。这次我做移动照相馆，第二个报名的就是他，他后来成为我移动照相馆的独立一员，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朋友。最右边的是卡车司机，本来我觉得他是个很没劲的人，跟我们的生活一点不沾边，却在旅行中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马良(前排居中者)

　　3万多公里，2辆车，10个月，35个城市。去年，马良和他的7个朋友合作完成了一次“造梦之旅”——在《我的移动照相馆》项目中，为1600多人免费拍照片，并且打印镶框送给他们，这其中有他的莫逆之交，也有素昧平生，但因为“照相馆”而萍水相逢的朋友。在这个移动的照相馆里，每个人可以尽情“成为”最理想的自己，并且在镜头前留下这一瞬间。

　　马良说：“很多朋友会错误地把这个项目理解成类似挑战珠峰的事儿，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希望媒体采访我的时候不要把挑战极限写进去。我要做这件事的目的是另一件事：之前七八年我一直闭门造车，觉得创作是一件很虚无很没用的事情。后来我觉得应该把创作力献给生活，献给所有我遇到的有趣的人，给普通人。美术是美好之术，带给别人幸福感。”

　　马良说这些时，刚从郊区的工作室赶来，拖着一个行李箱，风尘仆仆，仍然像极了一个旅人。旅行的意义或许对他来说永远不会结束，正如同这座永远不会关闭的“移动照相馆”将继续以其他各种形式存在。

　　自从去年底，“移动照相馆”的拍摄在出发地，也是最后一站上海告一段落之后，马良一直在埋头剪辑大量“移动照相馆”的视频素材，并且准备将移动照相馆的故事集结成书，6月份即将出版。据悉，书中收录了他与参加“移动照相馆”朋友们的往来信件。马良说:“当时给很多人拍了照片，却没有好好和每个人聊天。”因此，事后他在网络上发起了一个“邀请”，以传统书信的方式和朋友们继续聊聊“未尽之言”，涉及对爱情、旅行、日常工作、创业理想等日常感悟的方方面面。他最后挑选了25至35封书信，接近5万字，收入书中。

　　曾经和很多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一样，马良也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在世界的一角做负隅抵抗，遍体鳞伤。在历经了这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之后，“移动照相馆”领他走出了与世隔绝的小黑屋，还以不和善的世界一个慷慨的拥抱。他说：“这些作品都是独立的生命个体，将在时间的长河里，代替我去认识很多人，比我走得更远。”约翰·列侬写的《想象》(Imagine)里有一段这样的歌词：“你或许认为我是一个做梦的人，但我不是一个人，有一天你如果加入我们，那么世界就会变得大同。”如果说，“移动照相馆”是一个集大成之作，那么马良绝对不是唯一的作者，他和照片里各种平凡却“闪闪发亮”的朋友们借着梦想的光芒彼此照耀，互相馈赠。

　　对于马良个人来说，一直把艺术看成是一种“织补”工作的他，则像一个游刃有余的裁缝，最后把这些生活的吉光片羽制成了一件神奇的霓裳。量体裁衣的过程不单唤醒了他对艺术最初的赤诚，也点亮了许多人被遗忘的梦想。

　　马良一直自称是蹩脚的诗人，在讲故事的最后，分享了一首他写的诗，用来描绘这段经历：“这不是一次远行/没有人等我我知道/我只是想把一万片落叶中的一片还给树/把贝壳里的浪涛还给海/汽笛声还给远方/把无家可归的我还给我的少年/想把那些冻结成白纸的雪再次撕成雪/让他们在狂风里向苍穹出发/在泛黄之前回到故乡/我只是想把所有犯过的错再犯一次/然后亲口一一道歉/让每一个陌生人都原谅我/说我是个善良的人/不然我不能安然地老去/甚至无法转身成为一个背影/这不是一次远行/我只是想从一次次离别中找到回家的力气从此安静地坐在你身旁/就像那些纷纷扬扬落下的灰烬/来自天空却归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