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东旺作品

　　忻东旺，曾做过民间小画匠，干过临时工、刷油漆、割玻璃，也画画，所做工作倒总也没有脱离过画笔。

　　对城市农民工的关注是忻东旺最早拿起画笔的原因。除了农民工，他还把目光聚焦在其他城市的底层和边缘人物上。这一个个处于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的人物就好像“沉默的羔羊”，他们无所谓发声，因为无论如何呐喊，这个城市也只会回他们以冷淡和漠视，他们的眼神是对生活最好的诠释。

　　虽然在业内早有名气，但直到过完五十岁生日的第二天，2013年4月20日，忻东旺才举办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二次个展，展览取名“相由心生”或多或少与“五十而知天命”有着某种联系。

　　在这次选取的从2006年至2012年的新作中，忻东旺在题材上除了延续之前对社会底层人物的描绘外，更尝试了对身边如藏家、外国人、老夫妻等人物的塑造，另有一些街头巷尾的生活景象。“相由心生”像是忻东旺对自己人物刻画的要求，抑或是对这批作品最好的概括：画中人物除了在忻东旺笔下呈现出“相”，观者也不难在人物外在形象中，感受到更多潜藏于外表之下的心理特征。

　　用忻东旺自己的诠释便是：“艺术作品来源于艺术家的精神感受与艺术思考，创作过程在我看来其实就是由”物象“触发”心相“的过程。从自然到艺术犹如灵魂超度一般，技巧便是”作法“的方式。”

　　在底层中崛起

　　忻东旺一开始被人记住的，恐怕是他九十年代的作品《城诚》。五个或刚结束工作或在等待工作的农民工，坐在刚从肩上卸下的行李上，阳光把他们的皮肤早已晒得通红，他们粗糙干裂的脸上流露的，是对这个城市的期望，又带着些对未来的迷茫。

　　和《城诚》所描绘的一样，“诚心诚意做个城市人”也是忻东旺自己当年的愿望。

　　1963年，忻东旺出生在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漠接壤的河北康保县一个叫忻家坊的偏僻村落。出生在农村的忻东旺小时候因为家庭“成份”问题饱受欺辱，“改变”从小就在忻东旺自卑的心理埋下了种子。而画画是他唯一能支撑起自信的方式。对于儿时，忻东旺如此描述：“我走村串户耍手艺当起了民间小画匠，又到山西投奔亲戚干临时工、刷油漆、割玻璃，也画画，总也没有脱离过画笔。”

　　对忻东旺而言，对城市农民工的关注是他最早拿起画笔的原因，如其所说，艺术是由“物象”触发“心相”的过程，那么忻东旺选择的或许是最适合他的那种方式。

　　除了农民工这个主体，忻东旺同样把他的目光聚焦在其他城市的底层和边缘人物上，甚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画用的都是工人干活抹泥灰式的笔触。虽然都是底层和边缘人物，但忻东旺笔下每一个人所流露和传递的情绪虽有相同之处却又不同，如《保卫》中，身材矮小，目光有些不知所措的普通保安，还有后来的作品《适度兴奋》中那两个像画室模特的坐立人物，坚实矮笃，造型略显夸张，似乎生活的沉重将他们的身材压成如此模样。

　　同样，忻东旺擅长通过心灵的窗口直逼人物内心，画面中那些人物的眼神似乎有些怀疑，那种焦虑和惶恐显然在人前无处安放。

　　在忻东旺的画面中，这一个个处于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的人物就好像“沉默的羔羊”，他们无所谓发声，因为无论如何呐喊，这个城市也只会回他们以冷淡和漠视，他们的眼神是对生活最好的诠释。忻东旺用宽厚的笔触大刀阔斧的画出人物的衣着姿态，沉重的站立，或不安地坐姿，但每一张画面中人物所传递的情绪却那么细致无误的直击心怀，有对画面的凝视，有躲闪的回避，和街头随处可见的他们一样，茫然而困惑，甚至有些怀疑。

　　以农民工题材成名后，忻东旺开始进行社会文化层面的思考。很快，忻东旺创作出了《明天·多云转晴》。“在《明天·多云转晴》中，我则考虑到，农民工突然大规模地出现在城市人的视野内、生活里，主要想表现城市人心里的不适感。因此我夸大了人物的头部与景深对比，给人一种突如其来感，同时我也想体现一种信息感，所以在表现语言上采取了笔触分离效果，如电视信号，作品名称也借用了一句生活中最熟悉的天气预报习语，以示瞬息万变的现代生活感受。”

　　画面中五个姿势不一的农民工被塑造得诚恳有力，忻东旺不拘细微处的写实再现，而是着力表现人物简约却真实的一面，画面中整体的棕灰色调让主体更显淳朴，大刮刀下的方阔笔触和让人感觉粗糙的画面肌理，让他的作品有一种不加修饰的笨拙和持重感，与忻东旺所表达的画面内容十分契合。

　　忻东旺作品中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很难靠照片完成。而事实上，忻东旺一直坚持写生，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直面对象，在直接交流中完成情之所至的刻画，在那些作品打动观众之前，忻东旺必须做第一个被打动的人。

　　人性的表达

　　在这次从2006年至2012年的新作品中，忻东旺将自己的视野放得更宽广。在他的新作中，有表现中国式婚姻的《金婚》、有《消夏》里某个集市上凑满了的人们、有《韵》里面端庄而坐的女人……

　　忻东旺在谈到这批新作时提及，新作的变化和他近些年一直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经历有关，因为一直游离在学院内外，忻东旺汲取了油画创作的创作规律和美学传统，同时也看到了学院对艺术家个性、思想和创造力的束缚。所以在忻东旺的新作中，可以看到他试图对学院的脱离，而画面更加追求民族化的表达，回归传统或许是每个艺术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所必然考虑的。

　　作品中古代陶俑和石刻的出现不单是一种形式的挪用，而是某种意义上对古代艺术自由性和随意性的致敬，就像忻东旺所言：“古代艺人对情趣的把握和应用很到位，情趣中见精神，这是中国艺术的灵魂所在。”

　　回归传统，并不是简单地在作品中融入中国元素，而是力求在自己的画面中更强调绘画的书写性和表现力。艺术家杨飞云这样描绘忻东旺的作品：“在人物造型上，他借鉴传统艺术，尤其得益于汉唐陶俑和中国古代壁画与石刻。追求人物的意象比例，夸张人物的特征。面对真实的人，表现出具有情趣意味的艺术形象。忻东旺的肖像画与群像画均富于情节性与生活化，他强调细节的价值，脸上的皱纹，衣服上的褶子，鞋带，他都要赋予心理的联想。这些生活的细节组成他的画面趣味，传达出了人物性格与现实生活的信息。通过生活的近距离体验与感受，通过对人的真切观察，通过不停顿的写生，他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丰富。”

　　的确，画面没有矫揉造作，也没有采取照片式写实的形象再现，而是用恰到好处的夸张，和感同身受般的感情抒发，来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特征。虽然外界如何对其作品进行流派标签的归类对忻东旺无所谓，但他的作品的确更倾向于新现实主义，用画面透视出一个时代的芸芸众生。在刘小东等新现实主义艺术家在画面中描绘新生代的无聊感和无意义时，成长曲折的忻东旺是用与画面对象平视的方式来记录这一代人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一场关于忻东旺与新现实主义的研讨会在中国美术馆展开，评论者几乎一致认为，忻东旺用其质朴的手法真实地塑造出的中国当代农民的精神肖像，实属新现实主义。评论家邓平祥指出：“忻东旺有着非常令人惊异的感觉能力，他笔端描绘的是人性状态的人，他的作品让我感到一种没有眼泪的悲情和农民式幽默的绝妙融合。”新现实主义绘画的精神或本质就是注重对现实生存欲求的认同、关注与批判，它是绘画对人在当下现实环境中的境况和生存现实的深刻思考和个性表达。在中国当代艺术环境中，新现实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转化成了一种绘画精神。

　　所以在忻东旺的作品中，人物既有其在这个社会中的角色和身份特征，但又都表现出人性的共同特征。这种人性化的表达是他源于自身人生经验、阅历和心理体验的本色再现，正是因为这种“一类人”的平视，在忻东旺的作品中很难看到扩大的苦难和悲伤，而是生活压在他们肩上最真实的无助和迷茫。如果说写实性很容易让人觉得过时，那么至少有一样东西仍然是绘画的本质：那就是人性的表达。

　　“生猛”作画

　　忻东旺认为，只有民族化、现代化，才能真正建立中国自己的写实油画，“中国绘画现在的主导还是写实油画。而写实油画在西方社会里已经逐步退出绘画主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的写实油画蓬勃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和西方写实油画盛行时期极为相像，是一个推动人文关怀的社会。”

　　批评家贾方舟将忻东旺看作新现实主义的代表性画家。在他看来，忻东旺艺术最大的特点是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视觉力量，他将自己对生命的敏锐感受倾注到每一个细枝末节。对于忻东旺的新作，贾方舟用两个鲜活的字来形容——生猛。

　　“忻东旺的作品所反映的题材和人物形象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平静的叙事中蕴含了一种强烈的情绪和力量，这得益于他特殊的生活经历，也得益于他与生俱来的艺术感受力。对材质和语言的巧妙运用，成就了一种特殊的形式美感，令作品具有一种直观的美感和鲜活的生命力。我常在忻东旺的作品中品读到一种”生猛“，这种”生猛“不仅指作品形象所传达的强烈的视觉张力 ，更大程度上是指作品形象背后所潜藏的生命最本真、最原始的精神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