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于江西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据《元史·百官四·将作院》：“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大使各一员。”中国陶瓷历史由此进入非同寻常之转折。元代景德镇早期仍以青白瓷为主，另有白瓷、黑瓷的烧造，于此基础又创烧出许多影响深远的新品种，一脉为卵白釉(枢府)瓷、青花瓷、釉里红、红釉、蓝釉等高温颜色釉瓷;一脉为孔雀绿等低温颜色釉瓷。其中，青花瓷的烧制成熟，直接促使从十四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十五世纪前期约七十年间，景德镇青花瓷器成为生产主流，景德镇亦获誉“中国瓷都”之名，元明清三代景德镇青花持续烧造，并以其独特的审美意蕴成为中国最具世界声誉的瓷类品种之一。

　　青花为白地青花瓷器之专称，属高温釉下彩。它以含氧化钴的钴土矿为原料，于瓷胎之上描绘纹饰后罩透明釉以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1975年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的瓷枕残片上即绘有釉下蓝彩;1983年扬州唐城遗址又出土一批唐青花标本。经科学测试，其原料为钴，胎、釉、彩与河南巩县窑产品相同，说明早在唐代巩县窑就已经开始了青花器的制作。宋代青花亦有生产，但唐宋烧制数量均不大，尚未形成规模。元代，青花瓷器普遍烧制成功，景德镇青花瓷器规模益大，逐渐取代以往青、白等单色釉为主的局面。青花瓷业发展至明代已成主流，各代所用青料不同，特征、发色自然各有所异。清代，云南珠明料成为青花瓷器烧制的主要原料，以康熙民窑最为典型。康熙青花早期色调灰蓝;中期翠蓝鲜亮，浓淡层次，同一种青料形成多至八九层的色阶，类似中国画中的“墨分五色”;晚期青花颜色浅淡，蓝中闪灰。专场拍品有“清康熙 青花团龙纹茶圆一对”，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载，雍正十年(1732)七月初七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日宫殿监副侍李英交出白地红龙茶圆一件。传旨：此茶圆款式、花样俱好，着烧造磁器处照样烧造些送来。”可知，此类茶圆乃清宫御用之物，青花品种外亦有釉里红制品，目前市场上所见稀少，团龙者较团凤者更珍。雍正青花不如康熙时色阶丰富，但色泽艳丽。

　　乾隆瓷业极至鼎盛，瓷工熟练掌握各类釉彩烧制技法，其青花明艳，呈色稳定，无晕散现象。专场拍品有“清乾隆 青花缠枝莲纹赏瓶”，赏瓶创烧于雍正朝，初名“玉堂春瓶”，因其多以青花绘缠枝莲纹，意寓“清廉”，故常被帝王用作赏赐用瓷，以期臣下为官清廉，故又名“赏瓶”。 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载，雍正八年(1730年)“十月三十日，海望奉旨将赏用瓷瓶亦画样呈览，交年希尧烧造些来”，档案中之“赏用瓷瓶”即应指赏瓶。赏瓶自雍正朝创烧伊始，即成为清代御窑瓷器之经典品种，一直延续烧造至清末。据资料，目前所见乾隆青花缠枝莲纹赏瓶有两种：一种为延续雍正朝之作，其肩部饰三组凸弦，腹部上丰下收，所绘缠枝莲花为单层排列;另一种为乾隆朝创新之作，其腹部浑圆，不饰凸弦，足际起唇边一周，腹部缠枝莲花为双层。本品即属延烧雍正之品种。

　　另一方面，周知乾隆皇帝好古，其时承古创烧器类成就突出，专场拍品有“清乾隆 青花‘团凤牡丹’云蝠莲瓣纹尊”，即为一例，乃乾隆仿宣器之创新力作。据苏富比研究者，宣德原型之一可见于1980年台北故宫举行的宣德瓷器特展图录第10号展品(the Special Exhibition of Hsuan-te War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1980, cat. no. 10);之二源自A.D. Brankston and H.R.N. Norton收藏，曾于1967年5月16日上拍于伦敦苏富比(Lot96)。乾隆工匠拟古创新，一方面对宣德器形稍作调整，宣德原型颈部较短。另一方面承袭花凤主题的同时，又对纹饰整体布局进行改变，具体表现为：其一，乾隆器将花凤浓缩于颇具形式意味的团章之中，每团皆由牡丹凤凰各举半圆，相绕成型。与此纹样相类似而器形有所不同者，见1981年4月7日伦敦苏富比釉里红器(Lot278);其二，乾隆器之浮雕仰莲位置从足壁移至腹底，颈部则保留凤纹之于早期青铜器的几何形式，充分迎合了乾隆皇帝的崇古喜好;其三，乾隆时期的工匠足以通过对钴料及其烧成温度的准确控制来模拟前代青花发色效果，其中青花密点之铁锈斑效果，即效宣德之故。当然，此种仿效在某种程度上仅为澄后人仿古之心，与古器并非全然无异。此尊最为引人注目者当属其“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识，以“清”、“乾”二字写法特别，就其特征显示当书于乾隆早期唐英任景德镇督窑官之时，书款时间应早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其中，“乾”左中为“田”而非“日”，俗知此写法或为唐英亲笔。同类款识可见于“望星楼藏青花釉里红灯笼尊两件”，曾由明尼阿波利斯艺术研究会于2004年举行的“清三代官窑瓷器展”中展出，见于展会图录第27号展品(the Exhibition Imperial Perfection. The Palace Porcelain of Three Chinese Emperors,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Minneapolis, 2004, cat. no. 27)，另一件同款识器于1985年12月9日在伦敦佳士得上拍(Lot124)。2011年10月5日香港苏富比上拍一件“清乾隆 青花团凤牡丹云蝠莲瓣纹瓶”( Lot1924)，形制与本品相同，纹饰相反，当为一对。

　　高温釉下彩，除却青花之外，又有以铜为着色剂的釉里红一种。釉里红烧制方法与青花类似，当先用铜红料于瓷器胚胎上描绘纹饰后罩透明釉于高温还原焰中一次烧成。早在唐代长沙窑即偶有釉下铜红彩产品，但由于釉里红烧成难度极大，至元代方才谓烧制成功，六十年代，河北保定曾出土元代青花釉里红制品，以后在江西高安也出土过元代外销釉里红器。然而，元代釉里红烧制量少，流传至今者并不多。明洪武时期釉里红盛行一时，据《明史•志第四十三》记载，洪武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从之。”此般明人尚赤之风在瓷业生产上随即掀起釉里红生产的小高潮，促使釉里红成为洪武瓷器主流。洪武釉里红瓷器大皆保留元代特征，红色晕散，不甚鲜艳，究其原因，与洪武时期所用珠山葫芦形窑炉有关，与后来明末改进成熟的蛋形窑(镇窑)相比，不利于窑内温度保持恒定。之后宣德朝有釉里红精作，但品种数量不如洪武，宣德以后，明代釉里红烧制则渐趋衰落，甚至停烧，直至清代方得以恢复，如此，明初釉里红器价值可见一斑。传世洪武釉里红器多于青花器，器形包括大罐、大碗、大盘、梅瓶、玉壶春瓶、执壶、双耳瓶、 三足炉等。专场拍品有“明洪武 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釉里红缠枝牡丹纹主题，圈足露胎，火石红色典型。赵宋以降，玉壶春瓶以其优美曲线、清秀身姿赢得世人喜爱，与梅瓶、赏瓶并称“瓶中三宝”，经年不衰。“釉里红花卉纹玉壶春瓶”为洪武朝之经典品种，同类传世器依所绘纹饰可分四类：一、缠枝扁菊纹;二、缠枝牡丹纹;三、折枝牡丹纹;四、竹石芭蕉三友纹。前二者为主流，同类器见藏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及著名私人收藏;后二者为孤品，分别为台湾鸿禧美术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洪武瓷器在很长时期内不为古瓷研究者认知，直至上世纪中下叶，随着明故宫遗址与明代御窑厂的发掘，方才得以确认。此后，洪武瓷器作为元明过渡的重要时期被给予高度肯定，此后其市场价值一路飙升。同类“明洪武 釉里红缠枝花卉纹玉壶春瓶”于拍卖市场并不少见，香港苏富比曾于1988年创下1705万元的成交记录;香港佳士得于2006年更以8166.08万再创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