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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之用:通往内心的影像之路

2013-05-28 11:11:37 未知

《回答·天鹅》 王轶庶

《塵:靜物.V .2010》木格

  这是个全民摄影的时代,正因如此,谈论摄影变得越发困难。素有“江湖”之称的摄影界充斥着此起彼伏的盛会,挤满了光芒耀眼的奖项,也飘荡着高深莫名的大词。它既是精英的又是大众的,既是高雅的又是媚俗的,既是纪录的又是艺术的……官办的国展按惯例将作品分为纪实摄影、艺术摄影、创意摄影,这种分类传达着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悖论,仿佛创意摄影不艺术,艺术摄影不创意,纪实摄影则既不艺术也不创意(杨小彦教授语)。而从最后胜出的作品来看,纪实总是外来者眼中的老少边穷,艺术大抵等同于女人体与坝上风光,创意则不外乎广告摄影和PS拼贴。就像语文教科书中的杨朔体散文,“升华”是必不可少的味精,所有甜俗腻味的照片背后,都埋伏着对壮丽山河的讴歌与对造物神灵的赞美,“雅俗共赏”成了摄影界最得心应手的权谋。

  周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相信,摄影在它的童年时代是不折不扣的“器”,摄影的先声是科学与巫术的杂糅,无关什么讴歌与赞美,更与作为哲学的“道”相去甚远,正如留着长辫子的大清臣民所称的是“奇技淫巧,摄人魂魄”。所有关于摄影的文化思考与意义阐释,都是在眼睛适应了这种“上帝之眼”的观看方式之后的重构。

  由于与生俱来的“客观”,摄影比其他任何一种制像手段都更深地卷入了社会运动与政治。以中国而言,从20世纪30年代沙飞的“摄影武器论”开始,摄影就被视为社会动员的工具,此后的40余年间,摄影被深度规训为宣传手段,生产了难以计数却极度刻板的照片。这种视觉形态最终被纪实摄影思潮所摒弃,这是一种中国情境中的“纪实摄影”,虽然拥有源自西方的精神渊薮,但其发展却不是循着世界摄影史的总体脉络,而是作为对“红光亮、假大空”的宣传摄影的反抗,试图通过对底层苦难的记录与传播,影响社会进程,寻求图像证史的可能。

  无可否认,中国的纪实摄影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历史的很多重要节点不再空白。但问题随之而来:当纪实被奉为一种新的道统正宗之后,似乎不去拍摄底层苦难,不去关注老少边穷,不宣称客观中立地记录,摄影就失去了合法性,从而也失去了赖以自立的道德屏障。“摆拍抓拍”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置于今天已是陈词滥调,却不妨碍它在外行人心目中的原教旨地位,总有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着“非纪实”摄影作品口诛笔伐,仿佛纪实是一种天然的政治正确,惟如此方为对社会“有用”的摄影。

  在作为报纸编辑的工作经历中,我常常面临一种内在与外在合力的诘问:这照片有什么用?这是一种近乎直觉的焦虑,它来自一种职业的自我审视,也来自传播语境中强大的偏见。

  当我良久注视骆丹的《素歌》中水渍斑驳的留痕,张晋的《又一季》中半截干枯衰败的莲蓬,张晓的《海岸线》中那道虚无缥缈的地平线,塔可的《诗山河考》中一个不知年月的蚊帐钩,木格的《尘》中一滩打碎了的蛋液,还有李俊照片中的灰尘,我脑子里盘旋不去的一个词语却是“”———没有时间也没有叙事,没有油头粉面的意义也没有无病呻吟的讴歌,那是一个人的沉思冥想,浅斟低唱。

  当骆丹放弃自己干了9年的摄影记者工作,驱车走上318国道的起点,他说自己内心充满疑惑,要去路途中寻找答案;曾翰说在一个突发新闻现场,他占据了最好的角度对着哭泣的家属突然按不下快门……这次展览的摄影师中有不少人都曾做过媒体摄影记者,摄影记者必须是一个不带立场的目击者,当这个身份的束缚褪去,他们的作品便不再寻求“客观”的庇佑,而不约而同地转向“内心”。

  内心可以被拍摄吗?摄影既不能摄人魂魄,又何以照见内心?这是我跟冯原教授以及曾翰在一次对谈中迸发出来的问题。内心是个无法曝光的黑箱,摄影师只有从日常所见中寻找对应的“心像”,作为呈诸世人的偈语,作品的阐释随之进入一场摄影师无法掌控的时空漂流;内心是个迷宫,连接外在的“心像”到可解读的“内心”之间的,是一条晦暗不明的路,是一种暧昧的映射,也可能是一厢情愿的重构。

  通往内心之路看似随心所欲实则如履薄冰,它距离自说自话、绝对虚无都只有一步之遥,顾影自怜的滥情诗意需要警惕,过度阐释的危险总守候在旁。惟一的救赎,便是对内心的忠实剖切;可怕的不是“无用”的摄影,而是无边的内心荒芜。

  纵目摄影双年展中的很多作品都是对这条险途的谦卑探索。今天,我们大可不必用“新锐”、“先锋”、“本体”的标签去为这些摄影师提供庇护,对于他们的作品而言过分地拔高或者贬抑都是一种遮蔽。这些作品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抛弃了过去30年纪实加于摄影身上的道德枷锁,在于摄影者观看主体性的宣示,在于个体心性与日常性的回归,更在于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论断——— 诗比历史真实。

  川渝是摄影的福地,我还记得跟张晓聊天时,他笑言“在重庆相机走火都是一张好照片”,这当然只是一句揶揄,但近年来巴蜀之地孕育的摄影师在各类摄影展赛中强势垄断,有人惊呼摄影界“成都帮”的崛起,“纵目”展览或许也被视为其中一个表征。然而,一团和气的推杯换盏不外乎相互吹捧,这展览真正的价值在于让我们看到这些摄影师各自的作品中迥然异趣的张力,看到冲突、碰撞、焦灼,看到他们的敏感、孤独甚至偏执。没有这些,“无用之用”的摄影就会沦为一种装腔作势的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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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佟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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