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

　　我们将“讨论”的部分呈现出来是希望能提供一种更为客观的观看，“讨论”没有涉及展览本身，而是更多的倾向展览之外的个人观点，呈现更为本质的细节。此次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主题为“变位”，其实主题本身就提供了“讨论”的大空间，王春辰提出“变位”，我认为这里面是在消解某种标准化的现象，“变位”应是在呈现不确定的、变化发展的现象。这种前进中的环境，为“讨论”组织了语境。

　　正文：

　　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国家馆的列阵里面增加了中国馆，虽然此次展览因为“非典”的突袭并没有在威尼斯完成展览，但是这一次使得中国国家馆有了确定的身份。时隔十年、五届展览，我们对于中国馆的呈现期待越来越多，争议也越来越多。对于每一届的策展人来说，都是在压力重重下展开工作，而在其中，不乏针对性的质疑。王春辰作为此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同样是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王春辰诸多的采访中，他都严肃、谨慎的去阐述自己的展览主题、展览态度，同时去回应各种质疑。

　　当“质疑”成为一种常态，质疑的环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语境，逐渐，讨论成为威尼斯双年展的一部分，或者是，讨论成为双年展的一部分。因为“讨论”在当下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

　　我们这里提出的“讨论”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指外部的讨论，另一方面指中国馆的整个展览参与人员的内部讨论，既策展人与艺术家以及艺术家与其团队的工作讨论。从实际来讲，这种内部的讨论对于整个展览来说是起着关键作用的。所以我们希望介入到讨论的工作当中呈现讨论的具体细节，同时也是建立更为详细的观看。在诸多讨论当中，我们并没有提取具体的展览事务的问题，而是将策展人与艺术家更为个人的思考、态度呈现出来。因为个人的也是更为具体的，它是最为有效的组成部分，看似与展览没有实施性的关联，但是这些个人的思考工作是构成整个展览的根本因素。正是种种个人的思考、实践才串联起“变位”的整体 。

　　王春辰：

　　在当代艺术新的可能性的发展阶段，艺术家在思考新的思考方式、新的问题面和艺术新的生产方式的同时，观众也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出现。然而在展览中对于观众的观看并不是对于观众的处理方式，而是对于观众在展览中甚至是在未来的当代艺术环境中所被放置的位置的审视，你对此有怎样的联系性和跨越性的思考?特别是在行为艺术里面。

　　何云昌：

　　没指望拥有太多观众，任何作品都不可能说服所有观众。可以作纵向而非平面的期许，好作品在当下，也在将来与相悦者碰上。行为在华语圈受众低迷，观众还需具备一定认知，敏锐洞穿能力，这也需要整个艺术体系和社会层面的共同努力，而非仅限艺术家的免费教育。

　　王春辰：

　　从上世纪90年代到当下，当代艺术的呈现方式、呈现语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也影响到艺术家个体的思考纬度，谈谈这种语境变化中的个人艺术实践经验。

　　何云昌：

　　一方面探寻比较适合自己的新语言，形式。另外探究呈现当今社会最深重而迫切的愿景，众生意愿与个人的述求大体一致。而后者才是文化、艺术的核心吧。

　　王春辰：

　　行为艺术区别与其他的艺术方式，它以一种自我身体的因素直接产生介入关系，在你的工作中“身体”所处的位置是什么?是否是把“身体”作为艺术的实践主体去进行推进?具体聊聊你对于“身体”的理解。

　　何云昌：

　　身体是行为作品主要载体和媒介。在体验式行为作品中，艺术家的感想或者说观念都以自己的身体去呈现和展开。身体在具体的作品中更多呈现为他者性—当下和未来的普遍的公众和表象，或潜在的他指性。夸张一点可以说—体验式行为作品中艺术家使用比黄金珠宝更昂贵的材质—即血肉躯体。公众对作品不同趣向的解读也是分解开来的异质等能交换。

　　王春辰：

　　在你的作品中，总会带有一种直接性，谈谈这种直接性的阐述方式。

　　舒勇:

　　艺术界热衷拐弯抹角，这样看起来会显得比较有深度。可是我喜欢单刀直入， 因为这是由自己对艺术的态度决定的。我希望艺术剥离很多绚烂的外衣之后，可以直接介入到事物的本质。当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通过“直接”可以减少沟通成本，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进来。参与和互动一直都是我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通常希望借助外部的互动来改变艺术家固有的局限性，让作品多些不可控，产生更多地意外。不可控和意外最能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并赋予作品魔幻般的力量。所以简单通俗易懂甚至肤浅、直接的知识、形式、仪式、方法都会成为我最喜欢和常用的艺术创作形式和语言。

　　王春辰:

　　在行为作品中如何实现行为性的有效性?

　　舒勇:

　　如果总是以个人的意志来强调和实现行为的有效性，最终很难有效。从现实来看，绝大多数的行为艺术几乎无法在社会公共语境中生效。要有效，首先尽可能的先消解自我意志，寻找到大家都可以产生共鸣的公共意志，同时尽可能的减少作品原有的艺术性，增加作品的社会性，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实现行为的有效性。

　　王春辰:

　　你的作品很多是在探讨作品在公共空间中的社会问题的干预，谈谈“公共空间”在当代艺术环境中的使用。

　　舒勇:

　　我觉得公共空间应该分为“公共物理空间”，“公共虚拟空间”，“公共精神空间” 。第一个是以物理空间为维度达到人的聚合而形成的，第二个是以网络虚拟空间为纬度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第三个是以知识智慧为纬度在人类的精神层面形成的。首先我认为公共空间是当代艺术的容器，也是生存的语境。所以每一次在创作新作品时，我会先去寻找我所认知所理解的公共空间，作为我的创作容器与平台，然后又很自然的用我所认知所理解的当代艺术来干预改变这个容器和平台。在改变与干预的过程中让自己的艺术发生裂变，最终实现艺术的公共性。具体从威尼斯双年展参展作品“古歌砖”来说，我充分运用我所理解的三种公共空间作为我的创作平台，将公共空间中因交流形成的公共障碍与认知变成作品的基本语境。并将障碍通过艺术重新放大到公共空间中，让大家在互动中产生共鸣，最终让艺术凸现应有力量.

　　王春辰：

　　你一直从事长期的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此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以新的形式呈现这种研究与保护，并直接介入到当代艺术，谈谈你对于自己工作的关注层面。

　　胡曜麟：

　　我所作的工作一直在探索创新，虽然出于个人的爱好，我所面对的是传统文化的保护，但是我生活在当代文化的空间里面，所以对当代的建筑文化也一直在做研究，包括建筑的形式、空间、功能等。同时在研究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对于传统文化中的易经、风水、建筑学、环境学等涉及建筑与人的关系的内容是我真正研究的课题。环境里面的具象空间就是建筑、就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建筑、生活空间与人息息相关。好的空间营造好的氛围，可以让人快乐、平静，达到一种人所向往的境界。相反，空间的不恰当会带来情绪上的波动，所以同样是一个空间它的作用就不一样，这也就是我所研究的环境学与人的关系。这里提到的环境指的是大环境，从外在环境到内在环境，我在研究中在思考什么样的环境、空间最适宜人的生活，而恰恰是传统建筑在人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此次威尼斯双年展，用《物自体》的建筑空间或者是现象，希望通过建筑物所散发的气息以及组织呈现的空间使人重新回归文化的反思以及寻觅一种愿景式情绪。

　　王春辰：

　　在你以后的工作中，会更多的以介入当代艺术的方式呈现研究成果吗?

　　胡曜麟：

　　对，因为我们生活在当代艺术的空间里面、生活在未来的未呈现并不断变化的空间里面，这种空间是我们每个人无法回避的，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经历这种客观存在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往回看我们过去的文化和现象，形成一种融合，文化才能实现传承、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