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OCAT当代艺术中心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办了“再谈现代主义后的艺术史”的演讲活动，这是艺术中心OCAT图书馆系列演讲活动的第二次，邀请到贝尔廷教授来与卢迎华和苏伟进行对话，

　　此次对话源自卢迎华和苏伟曾经在《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开辟的一个专栏，题目叫“对话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栏目设置的方式是每一期苏伟是翻译1995年出版的德语板的《现代主义之后艺术史》中的一篇文章，同时他和卢迎华各自写一篇平行的叙述，苏伟的角度是提供了贝尔廷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关于艺术的观点的学术背景，而卢迎华的文章主要书写的是贝尔廷教授在文中所提出的观点。这次对话主要和贝尔廷教授探讨关于创作、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研究的问题。

　　袁晓莹谈到作为艺术工作者，尤其是策划和向海外推出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所感到的焦虑和孤立无援，不知道怎么和西方进行对话，也不知道怎么样向他们清楚地阐述他们需要得到的信息和需要给予的信息，

　　她前一段听了GKM的一位策展人的报告，她认为他带来的信息比较陈旧，除了介绍回顾七十年代GKM中心开幕以来比较历史性的新媒体艺术的研究和老一代艺术家的作品，没有看到当代GKM究竟在做一些什么，他们的发展方向究竟是什么，对中国同行尤其是晚辈来说值得研究的好像有限。

　　贝尔廷提到说关于GKM的新方向、新视野这个问题是不能回答的，因为这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来寻找新方向，通过和不同的合作计划一起开拓一个未来。比如说回到新媒体艺术不再太新这个问题，此行参观央美的实验艺术学院，看到了很多有趣的作品。新媒体和实验艺术两者联系十分紧密，既然新媒体不再新了，就说明现在有个共同的媒体，这种共同的媒体可以说是很媒体时代的一个境遇，这是皮特的观点“后媒体时代的境遇”。我们应该在这个语境下考虑艺术的创作的文化含义是什么?正因为我们使用着共同的媒体，我们才会创造不同的东西，这个时候不同性才有意义，媒体史的理论家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媒体、什么东西都是媒介，但是媒体背后有不同使用它们的人，有艺术家群体或者像我在央美看到的那些实验艺术家们的工作。

　　GKM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关系不太准确，最开始的GKM媒体这块，他原来是澳大利亚人，现在在香港工作。他是一个非常讲究技术的一个人，他是研发技术、开发艺术，但是他的艺术，对于艺术方面的思考不足，他经常更多的是关注是发明新的工具、拓展新媒体的技术层面的可能性，而不关注艺术考量，同时他还帮助成立了“新媒体学院”的地方，里边都是很多新媒体艺术家，这些新媒体艺术家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东西就是能通过新媒体艺术做艺术，艺术性到底在那儿，这两个阵容之间产生了很大的争论，而且发生在二十年前，他直接就被夹在了两个阵营中间，现在回想一下他的立场应该更加倾向于艺术家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