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想看一部录像艺术作品，终于有了好去处，我们可以像在图书馆里，欣赏一部你想看的录像作品。“录像局”是由朱加发起，由IA3-2、博尔赫斯书店艺术机构和方璐工作室共同组建的一个专门针对录像艺术的非营利机构，现已收录了王功新、马秋莎等艺术家的录像作品。

　　录像局收录的方式是把艺术家的整套作品都归档，这样做的原因是要回避策展人式的对作品筛选，完整的作品收录能够对研究艺术家的创作轨迹提供更充分的资料。而被整理的艺术家不存在评选性，没有好与不好的标准，只要是在录像艺术这个领域创作的并且有一个长期的积累，都可能会收到“被整理”的邀请。作为录像局发起人之一的方璐谈起录像局的发展，只有单纯地喜爱录像艺术，在衡量非营利性机构的取舍中，她坚持着质量于利益之上。

　　《艺术汇》：录像局是如何来进行运转的呢?作为一家非营利性机构，运转资金是从哪里得到支持的?

　　方璐：在经营上，录像局有效地在有限的资金内运作。我会负责把给录像局带入内容，另一位“局长”陈侗负责硬件设施和资金的投入，他还带来了丰富的非营利性机构经营的经验。录像局有北京局和广州两地局，两地分别雇有工作人员，负责日常的资料搜集、整理和接待之类的工作。总体来讲，录像局的现在开销并不大。我们不想做十件事情，只想做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录像局的工作任务是很单一的。但是在做这一件事情的过程中，因为需要让这件事情更加准确、全面，一件事情其实很快就延伸出一百件事，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工作的速度并不快：用一个月的时间整理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和个人资料，两个月做一次活动和艺术家讲座。北京和广州的录像局共同进行整理工作，每两月一次的档案开幕也设在两个城市的同一天进行。

　　《艺术汇》：录像局在选择录像艺术作品上会有什么标准吗?

　　方璐：录像局里没有奇观式展示，每一次档案开幕的基本陈列都会有一个大投影、供公众使用的几台电视机、摆放文档资料的大桌和放DVD的书架。我们按照我们设定的信息框架来把每一个作品归档、入表格、把录像做成出版物一般的DVD实体。在我们整理的信息里，观众可以看到录像作品完整的视频，如果是多频装置录像可以看到作品的现场记录、和各个频道的视频;还可以从我们整理的文本、图片中了解到这个作品基本的创作信息，像年代、录像的格式、布展要求、草图、作品陈述、作品曾经参加过什么展览等等。

　　《艺术汇》：同样是在收录录像艺术作品，录像局和美术馆最大的不同是?

　　方璐：录像局是一个由艺术家管理的非营利机构，也是大家称为的替代空间。所有这样性质的空间都是希望能在现有画廊和美术馆系统之外来建立自身的价值，所以就注定了我们与美术馆有不同的艺术体制和使命。通俗点来说，录像局的活动往往是完成一个艺术家的资料整理工作之后会组织一次“艺术家见面会”活动，并不是开幕式的那种概念，只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告诉观众目前的资料库里已经保存这个艺术家的资料，我们将会对其不断地更新和完善。北京并不缺少艺术展示的场所，不管是美术馆、艺术中心或是画廊，但缺乏的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好的工作方式、持续和专业的态度、研究资源的积累等等。录像局的初衷，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实施一个与之不同的模式，而不是要用一项新的工作来对所有这些问题做反射性的回应。

　　《艺术汇》：录像局未来的规划是怎么样的?

　　方璐：对于未来的工作，我认为最大的难度在于，在慢慢建立了庞大的资料库之后，怎么鼓励大家对它们的使用，这里包括普遍人群和特定艺术圈人群。在国内还没有哪个院校有那么系统的关于录像艺术的整理，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学生能来查阅资料。而在社区图书馆里，大部分坐在里边阅读、查资料的人可能是为了打发时间的老年人，大部分群体没有使用图书馆的习惯。 这当中包含了大众消极的姿态，主动查找资料、主动获取知识的人群很少。当然“录像艺术”对于大众来说并不是需要被普及的领域，我也从不期望录像局会像盗版DVD店那样热闹，这是不现实也是没有必要的，在最近的几次录像局里的活动，我很高兴看到来档案开幕的观众已经开始习惯了录像局不变的展示方式，所以能够把注意力从展示转移到实际的档案内容上面，开幕上有了更多的主动播放和翻阅。对于艺术圈的人群，今后除了在日常使用之外，我们还希望能够设立一些鼓励研究工作的机制，比如对从事研究录像艺术的工作者提供帮助，设立研究和论文基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