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并提出颇为严格的要求。雍正元年(1723年)，随着宫廷造办处人员的扩充，以及在雍正帝最信赖的怡亲王(雍正帝的十三弟允祥)的主持下，珐琅彩瓷器的生产在造办处珐琅作积极展开。但从清代档案记载看，雍正六年以前珐琅彩瓷器的生产进展缓慢，雍正帝对此也不甚满意。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珐琅彩料需依赖西洋进口，数量有限，必须谨慎使用，不得有误损所致。如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八记载：“西洋国……雍正四年五月复遣使进贡……各色珐琅彩料十四块。”又如《活计档·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载：“雍正二年二月四日，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珐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日做得白瓷画珐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

　　从雍正皇帝的贵戚重臣年羹尧的奏折中，也可了解此时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情况。如“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由驿斋到御赐新制珐琅管双眼翎二支，单眼翎十支……”。对这些翎管，年羹尧在二月十二日的谢折里称：“……臣伏覩珐琅翎管，制作精致，颜色娇丽，不胜爱羡，谨缮摺恭谢天恩，更恳圣慈，如有新制珐琅物件，赏赐一、二，以满臣之贪念。臣无任悚惶之至。雍正二年二月十二日具。”在年羹尧的折子上，雍正皇帝在“以满臣之贪念”这句话的“贪”字旁朱笔画圈，在折尾空白处，雍正帝的朱批曰：“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今将现有数件赐你，但你若不用此一‘贪’字，一件也不给你，得此数物，皆此一字之力也。”其中“珐琅之物尚无暇精致，将来必造可观”这句话，说明雍正帝对珐琅彩瓷器的发展充满信心。

　　年羹尧在得到这次赏赐之后，于这年的二月三十日、三月初三日、四月十一日、四月二十二日，又接二连三地被赏赐以珐琅彩瓷器。如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年氏在上疏的奏折中说：“(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由驿斋到御赐臣仿珐琅茶杯两匣，臣叩头祗领讫。伏覩此种窑器，颜色清丽，制作精雅，实不让前代之五彩佳品也!岳钟琪于四月十五日领兵进剿番贼，俟其事后回宁，臣当宣旨赏给四个另行谢恩外，所有感激微忱，谨缮摺恭谢以闻。雍正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具。”虽然此时雍正皇帝频频用珐琅彩瓷器赏赐重臣，但直到雍正四年，雍正皇帝对珐琅彩瓷器的生产情况并不满意。如清代档案记载，“雍正四年八月十九日，郎中海望奉旨：此时烧的珐琅活计粗糙，花纹亦俗，嗣后尔等务必精细成造。钦此。”

　　雍正六年以后，在雍正皇帝的直接干预下，随着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和愈来愈多的宫廷书画家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绘画和写字，珐琅彩瓷器的生产遂取得较快发展。从当时造办处档案记载来看，雍正六年，造办处新炼的珐琅料有月白、白、黄、浅绿、亮青、蓝、松绿、亮绿、黑等九种颜色。新增珐琅料有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酱色、深葡萄色、青铜色、松黄色等，共九样。造办处自炼珐琅料的成功，不仅摆脱了珐琅彩瓷器生产因依靠进口料而可能产生的捉襟见肘的窘态，而且新增加的彩色品种亦可使画珐琅人在表现物像时更加得心应手。据造办处档案记载，当时的宋七格是负责炼料全部工作的，邓八格是具体操作的，胡大友是吹釉的，吴书是技术人员。另外，怡亲王允祥、郎中海望、员外郎沈嵛和唐英等主要负责管理。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英，据档案记载，雍正六年正月初九日，内务府造办处召募各作匠艺人十三名，由员外郎沈嵛、唐英启怡亲王，发给每人每月二两银。接着“正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柏唐阿宋七格等奉怡亲王谕：着烧炼珐琅料。遵此。于本日员外郎沈嵛、唐英说：‘此系怡亲王着试烧珐琅料所用钱粮物料，另记一档，以待试烧完时，再行启明入档。’本日送交柏唐阿宋七格。”雍正六年七月，唐英曾为画珐琅人林朝楷因病不能工作一事启奏怡亲王，即“雍正六年七月十一日，员外郎唐英启怡亲王，为郎世宁徒弟林朝楷身有痨病，已递过呈子数次，求回广东调养，俟病好时，再来京当差，今病渐至沉重，不能行走当差等语。奉王谕：着他回去罢。”到了雍正六年八月唐英便被派往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由于唐英供职内务府多年，在珐琅彩瓷器的烧造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雍正皇帝的审美趣味和宫中生产珐琅彩瓷器需要什么样的白瓷胎亦了如指掌，因此他到景德镇后，向宫廷造办处提供了大量供烧珐琅彩瓷器用的白瓷胎。

　　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三年至五年，画珐琅人有宋三吉，是景德镇画瓷器的工匠。还有张琦、邝丽南，是广东画铜胎珐琅器的工匠。而从雍正六年开始，即有贺金昆、戴恒、邹文玉、汤振基、谭荣等一批画院画家参与瓷胎画珐琅工作，其中画得好的曾多次得到雍正皇帝的赏赐。如“雍正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司库常保、首领李明久奉旨：珐琅画青山水甚好。钦此。于十二月二十八日，柏唐阿邓八格、宋七格来说，内大臣海望谕：邹文玉所画珐琅，数次皇上夸好，应遵旨用本造办处库银赏给十两。遵此。”从造办处档案记载看，雍正皇帝十分欣赏用单一料彩绘制的水墨及蓝色山水两个珐琅彩品种。至于为珐琅彩瓷器书写底款者，从档案记载来看，应是原武英殿修书处的写字人，后调到造办处效力的徐同正。而雍正珐琅彩瓷器上的诗句，多为戴临题写。戴临为武英殿待诏，档案记载雍正皇帝多次降旨，命戴临在珐琅彩瓷器上题写诗句。如“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持出白磁碗一对，奉旨：着将此碗上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选诗句题写，地章或本色配绿竹，或淡红色、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钦此。于八月十四日画得有诗句绿竹碗。”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八年唐英奉旨所编《陶冶图编次》(凡二十则)上的文字说明，也是由戴临书写的。[2]

　　唐英到景德镇御窑厂后，除了向造办处提供白瓷以外，还推荐画画人到造办处供职。如“雍正七年闰七月初九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怡亲王交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周岳、吴士琦二名……于本月初十日将年希尧送来画珐琅人所食工银一事，郎中海望启怡亲王。奉王谕：暂且着年希尧家养着，俟试准时再定。钦此。”当时负责淮安关税务的年希尧只是遥领景德镇窑务，这些画画人名义上是年希尧送来的，实际上是由唐英挑选的。唐英本人就是画家，经他挑选的画画人，善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具备在瓷器上绘画的丰富经验，这些人进入造办处后，经与宫廷画家切磋配合，使珐琅彩瓷器的生产日趋精进。

　　从传世品看，雍正时期的珐琅彩瓷器除了少数如康熙朝珐琅彩瓷器那样以色地装饰外，大多是在洁白如雪的釉面上直接彩绘。器物造型有瓶、碗、盘、碟、盅等，均隽秀典雅，胎体轻薄，有的达到半脱胎的程度。这些白瓷胎除了极个别为清宫收藏的明代永乐白瓷外，绝大多数是由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特制提供。其中雍正七年一次就提供四百六十件，是历次当中最多的一批，这就是档案记载的“雍正七年二月十九日，怡亲王交有釉水瓷器四百六十件，系年希尧烧造。郎中海望奉王谕：着收起。遵此。于本日将瓷器四百六十件交柏唐阿宋七格讫。于七年八月十四日，烧造得画珐琅瓷碗三对，画珐琅瓷碟二对，画珐琅瓷酒圆四对。九月初六日烧造得画珐琅瓷碗二对……”。

　　雍正珐琅彩瓷器在图案装饰方面，一改康熙珐琅彩只绘花卉，有花无鸟的单调局面，大量出现描绘院画风格的花鸟、花卉、竹石、山水等图案，画面空白处题以书法极精、内容文雅的相应诗句，而且诗文的引首都有一方朱文闲章，句末则有或两方皆朱文、或上为白文下为朱文的闲章。雍正珐琅彩瓷器真正成为制瓷工艺与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珍品。

　　雍正珐琅彩瓷器的外底均署年款，以蓝料彩“雍正年制”四字双行宋錾体印章式款最为多见，款外围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极其规整，很像是用刻好的图章印上去的。也有少数器物署上述同式款，但无边栏。雍正珐琅彩瓷器也有署青花款的，所见有“雍正御制”四字双行外围双方框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外围双圆圈。青花款只能在施釉前书写在瓷胎上。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一件雍正蓝地珐琅彩花卉纹“万寿长春”浅碗，四字分别题写于外壁四个花朵的中心，外底青花双方栏内署“雍正御制”四字双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