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有收藏雅好之人来说，博古架或者多宝格往往是厅堂居室中不可或缺之物，将心爱之物集中起来陈列、展示，不仅方便也能赏心悦目。而在瓷器中有这么一类器物，同样起到了博古架的作用，其纹饰中鼎彝爵瓶、琴棋书画、花卉文玩无所不包，随意组合，巧妙搭配，虽仅仅是落于胎釉之上的线条、颜色，但观赏起来仍不乏博古通今的意蕴。这就是广泛流行于清代的博古纹瓷器。
　　慕古雅好可抒怀
　　博古图是人们通过图画的形式来博通、识别古物的一种方式，其最初源流还要追溯到北宋时期宋徽宗命人所撰《宣和博古图》一书。此书以类似现在图录的形式将当时皇室所藏数百件商代至唐代青铜器、瓷器、玉器、石雕等器物一一描绘成图画，集结成卷，以便对博览、鉴赏古代器物能有一个借鉴、参考作用，由此得名“博古”。
　　此后，“博古”的含义又不断被引申，形式逐渐丰富，但凡将鼎、瓶、瓷、玉、书、画等绘制、雕刻于一器，就通称为博古纹，而有着此类纹饰的艺术品，无论是绘画、陶瓷、玉石、漆器、家具等等，都被赋予了博古通今、高洁清雅的美好寓意。
　　与宋代金石学发达、博古风尚兴起相似，明代中晚期也是一个慕古、尚古风潮日盛的时代，江南富庶之地，文人聚居之所，收藏古器的风气十分普遍。明人黄省曾《吴风录》中记载：“自顾阿瑛好蓄玩器、书画，亦南渡遗风也。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至有发掘古墓而求者。若陆完神品画累至十卷，王延结三代铜器万件，数倍于宣和博古图所载。”文征明《沈周行状》中则记载：“佳时胜日，必具酒肴，合近局，从容谈笑，出所蓄古物图书，相于抚玩品题以为乐。”这种文人对古物的热衷，正是博古图、纹兴盛的直接原因。
　　其时的绘画作品中多有记录文人雅集、博古赏物的场景，如杜堇的《玩古图》、郑重的《品古图》、仇英的《竹院品古》、尤求的《松荫博古图》等，就是以鉴赏古器为主题的。在这些作品中，鼎尊瓶炉各式器玩或陈列案几之上，或散布院落之中，大小参差，错落有致，古风古气中彰显出博览的韵致，也奠定了博古纹审美内涵的基础。
　　晚明社会商品经济发达、市民文化活跃，源于文人名士的慕古风尚和文化取向不仅在官宦、商贾等富庶阶层中引起了共鸣，也在普通市民阶层中产生着影响。有钱者千方百计收购古物，博学好古、怡情悦志也好，粉饰门面、标榜风雅也罢，他们需要这些文化符号来表露一种不流于庸俗的生活；而非权非贵的文人学士、普通市民，即使没有雄厚的金银去置换大量古器，那借助博古图画或带有博古纹饰的器物去寄托雅好、慰藉情怀、附庸风雅，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这一来自各个阶层审美、文化上的需求，自然催生了瓷器这一重要工艺品类中博古纹装饰的兴起。

　　康熙博古称典范
　　虽然在万历朝瓷器中就已经出现了博古纹饰，但数量并不是很多，形式也较为单调、随意，更没有形成一定的布局模式。真正开始广泛流行并奠定下了后世博古纹瓷器装饰布局基调的，是在康熙时期。
　　康熙一朝瓷器上的博古纹，几乎在所有器型上都可见到，罐、碗、杯、盘、香炉、笔筒、花觚、胆瓶、粥罐、茶壶、棒槌瓶、将军罐等等。有的纯粹作为主题纹饰，或在锦地围绕、冰梅开光中成为主体纹饰；有的或辅以开光，或配合山水、花鸟题材共处一器，两面对照、相互映衬，丰富了视觉感官；还有一些则会将博古纹作为边饰、间饰，配合其他题材的装饰效果。
　　更重要的是，博古纹的画面布局方式从此有了一个通常的定式，延续及至后代。康熙瓷器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充分借鉴了晚明时期文人画的风格，甚至直接将一些绘画作品用作瓷器绘制的粉本。从众多康熙瓷器上的博古纹中不难发现，其器物样式、画面布局、线条风格就与晚明绘画中的博古图、赏古图等有诸多类似之处，同时也加入了一些新颖的画面设计。
　　康熙瓷器上的博古纹采取了类似绘画的多样器物集中排布的方式，纹饰中少则描绘四五件器物，多则八九件，更多的还可见十四五件者，琳琅满目，错落有致。纹饰中常见的器物种类包括瓶、鼎、炉、书卷、水盂、香熏、花几、如意、方胜、古琴、挂灯、蕉叶、瑞草等，无不是案头珍玩、文人喜好、祥瑞古雅之物，任由其中或多或少某几样组合在一起，都是可供清赏的博古装饰。
　　此中，瓶、鼎、炉、水盂、书册锦卷几乎是任何博古纹饰中必要出现的物件，而且往往以瓶、鼎作为画面的中心，还要在内中插上孔雀羽或祥花瑞草，这大概寓意着万事平（瓶）和、安定（鼎）为贵吧。
　　博古极致画中画
　　雍正、乾隆及至清代中晚期的博古纹瓷器较之康熙时期变得更加普遍，如今能见到大量的传世作品，其纹饰布局基本沿袭了康熙朝创下的风格，只是在制瓷工艺手法上更趋多样化了。除了经典的青花外，粉彩由于设色上的更加自由而越来越多应用于博古纹的绘制中，更出现了堆塑以及多种工艺综合并用的博古纹瓷器。
　　至少从乾隆朝开始，博古纹也成了清宫御用瓷中的一个品类。比如从乾隆到道光朝都可得见的一类胭脂红地轧道粉彩开光博古图碗，就是为清宫上元节所特别烧制的器具。此碗外壁四个开光内绘吉磬、如意、宝瓶、宝鼎、五谷、灯笼等，间饰金彩，有五谷丰登、四季平安、吉庆有余等寓意。相比于民窑器画风的随意，官窑瓷的博古纹绘制更为讲究、细腻，图案对称分布，构图繁密，设色富贵华丽，尽显宫廷典雅庄重之气。
　　清代中期以后，随着清王朝的逐渐衰落，制瓷的技艺水平、精细程度、审美水准已不能同康雍乾盛世相提并论。整体来看，博古纹瓷器依然大量烧制，但越来越变得平庸化。这一时期的博古纹瓷器，在博古器物种类方面有了大量增加，出现了一些前朝不常见的器物，比如盆景、鱼盆、镇纸、鸟笼、鹦鹉、山水画、笔架、漆盒、砚屏、爵杯、羽扇、五谷、灯笼等，而一器之上所绘博古器物多者则可达20多件，甚至不惜通篇构图。如此一来，虽然突出了“博”的一面，但观赏起来却少了一些“雅”的味道。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晚期，包括曾经的御窑画师在内的一批浅绛彩、粉彩画师凭借高超的技艺、雅致的风格和更加自由的创作平台，让瓷器焕发出了新的风采，博古纹也由此打破了长久不变的定式。
　　其时，涌现出了诸如许品衡、戴裕成、方家珍、戴焕昭等不少在博古纹绘制中有独特专长的画师。他们的作品绘工更加严谨，虽画面繁复可却凭借雅致的笔韵和设色，让博古纹找回了文人画的味道，且往往诗、书、画、印集于一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引人注目的是，此一时期的博古纹瓷器，细致者往往在纹饰中的古瓶、画卷、插屏上还要再画上一幅山水画，且同样画面考究，绘制严谨。画中还有画，不仅显示出了绘者卓绝的技艺，更让观者有了更深层次的审美享受。
　　博古通今，雅逸清赏。这些流传至今的博古纹瓷器，一件件纹饰虽有不同，精粗虽有差别，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不都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汇集而成的一个微缩景观吗？它们曾经慰藉着古代文人雅士的儒雅情怀，同样也在感染着今人丝毫不减的怀古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