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开始，原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至少有三度成为媒体头条的焦点，首先是3月份，由原伊比利亚艺术中心主办的刊物《独立评论》杂志因遭遇审查而停刊，紧接着7月份的一条微博传言让伊比利亚陷入“被倒闭”谣言当中，在伊比利亚掌门人夏季风的一番澄清之后，并没有恢复“平静”。三个月后，原伊比利亚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这次更是陷入“洗钱门”的谣言争议当中，这一次夏季风遭遇的国内外媒体的“围堵”。大概去年年底开始，伊比利亚艺术中心进入了改造阶段，并在今年2月底，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更名公告，艺术中心名称正式改为“蜂巢当代艺术中心”，伊比利亚正式从非营利艺术机构向商业画廊转变。

　　从2008年的“伊比利亚艺术中心”的非营利艺术机构起航，到2013年的转型“蜂巢当代艺术中心”商业画廊，5年的发展轨迹是否只是再次证明了非营利艺术中心在中国依然为时尚早?从策展人皮力最早的“U空间”到“博而励”画廊的转型，到任职“香港M+”，从孙宁最早的“CICA”计划到“站台中国”画廊的妥协，以及卢杰的“长征空间”和瑞士藏家尤伦斯夫妇一手打造的“UCCA”的转型，是否非营利艺术中心最终只能走向“终结”?

　　早年在英国ICA留学的孙宁，受整个ICA的氛围影响，当时所处环境对当代艺术的推广和活跃程度让她兴奋不已，觉得中国缺少这样的平台。本身就是学非营利艺术机构的运营和管理出身的孙宁一回到中国就有这样一个理想：做一个“CICA”。孙宁在站台中国最初的运作模式中采用了非营利艺术机构的模式，“那个时候只有理想，发现差不多一年以后基本上是弹尽粮绝，没有钱了”，这不得不让孙宁必须找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站台中国在第二年随即转型为半画廊性质，销售作品，代理艺术家。

　　站台中国的第一个展览是和当时的“联合现场小组”做的实验性项目，展览叫“乱伦展”，每个艺术家做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第二个艺术家会把第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全部改造，干预、再“挑战”。展览结束之后做了“联合现场小组”成员的个展，包括王卫的展览，秦思源的展览等等。“当时的学术氛围非常浓厚，包括大家在这里边特别融洽，做起来特别有意思。那个时候氛围特别好，只是从生存角度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持续的模式。”孙宁在一次接受雅昌艺术网的采访中这样回忆。

　　“当时我们就是先做，想把事情赶紧做起来，也考虑用其他的方式获得一些资助的方式。比如说艺术家驻留项目，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想国家的艺术家想上中国来，有基金会可以申请资金，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接纳，他们能从基金会申请到钱，如果我们直接从国外基金会申请到钱是不可能的，所以用一种非直接的方式获得国外基金的支持。”

　　虽然目前站台中国的驻留项目仍然保留，但规模没有那么大，得到国外基金会支持的项目也已经很少了，“那个时候我们想把它做得挺大的，这样这部分资金可以支持项目运作，但不是那么容易，想得很好，实际效果没有那么理想，只是有一小部分资金进来，但是根本没有办法维持整个的运营。当然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我们没有多少费用，艺术家也自己掏一部分的钱做这样的项目，至少我们能支持到我们能够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空间、人员等等的支持，后来还是挺不住，就不得不销售作品。”

　　在夏季风看来，国内原来很多是非营利机构，摸索了一段时间之后都可能转型的例子，“蜂巢”从某种角度来看也是这样的。“非盈利做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发现有一些问题是蛮大的。从大的环境来看，原先非盈利这一块包括公共美术馆这块的功能在中国比较缺失，现在越来越多，尤其是官方美术馆机构起来很快，这是好事。在过去，民营非盈利机构过多担当了国家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现在，这种非盈利的意识和模式在社会中逐步形成，国家应该在非盈利，在公共美术馆领域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其次一个民营非盈利机构在中国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包括资金问题。里边很多机构会带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形式，说起来是非营利机构，实际上整个行为走根本不是严谨的非营利的学术路子。与其如此，不如明确经营的方向，没必要犹抱琵琶半遮面。我们很清楚知道非营利模式现在不再适合我们了，所以最终确定改变机构的经营性质。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意味着要降低我们的学术水准，只不过在持续性保持以及提升原有学术水准的前提下，同时尽可能地把潜在的商业的可能性延伸开来，扩展出去。”夏季风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