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梳理过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非营利艺术机构(包含民营美术馆、艺术空间、艺术中心等)的发展轨迹，抛去“民办公助”(如炎黄艺术馆、何香凝美术馆的民营、但享受政府间接支持)的不讲，得到的结论似乎大同小异，这些非营利艺术机构最终不是倒闭就是转型，幸存下来的也几乎都是“夹缝中的生存”的状态。在这些非营利艺术中心创办者里，有企业家、收藏家，有策展人，甚至还有艺术家，身份各异，但最终面临的问题似乎也都大同小异——体制不完善，相关非营利政策的缺失，让这些“大佬们”步履维艰，在夹缝中“生存”，他们如何为自己“造血”?

　　尽管非营利艺术机构在中国可谓已是“夹缝中生存”，或者说是理想主义者的“困兽之斗”，但在艺术家那里还可以是一个乌托邦幻想式的空间，摄影艺术家荣荣和他的日本妻子映里共同创办的三影堂一晃眼已经坚持了6年的运营。从三影堂的暗房、图书馆、艺术家居住空间、展厅、收藏室、数字制作中心，还有出版，三影堂6年来的发展俨然已经是一个摄影创作基地和展示交流中心。

　　在荣荣看来，三影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间。早在1995年时，投身摄影的荣荣托朋友从国外带回两本摄影书籍，一本是萨丽·曼的，一本是乔·彼得·维金，一下子被摄影圈内的朋友传阅开来，一年之后两本书回到荣荣手里已经翻“烂”了。荣荣曾回忆说，在1995到1996年的北京，那是仅有的两本书。所以当时就幻想着有一天把藏书拿来作一个公共图书馆。在荣荣看来，开办三影堂之前，中国摄影和中国摄影师是没有机构的。“中国的摄影收藏几乎为零。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靠国外的收藏家来关注。但他们不可能永远关注，他们的热情也是有限度的。如果他们撤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自己有体系吗?没有。那我们就垮了。而且也不能平等交流，因为所有话语权都在他们那里。如果我们建立自己的体系，哪怕是一点点，就会有可能性平等地与他们对话。但要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体系，没有推广、展示、整理出优秀的艺术家，那么，人家就会按照他们的价值标准来挑选艺术。”荣荣在接受《色影无忌》的一次采访时说到。

　　除了专业暗房、图书馆、展厅、收藏室、数字制作中心、出版，三影堂还成功举办了数届的“草场地摄影季”和“三影堂摄影奖”，三影堂中心举办的“摄影奖”如今已经成为国内摄影界的品牌。回忆起“摄影奖”时，荣荣提到这也是当初创办三影堂的初衷，在荣荣看来，其他的任何展览都可以不做，但是如果三影堂摄影奖不存在的话，那么三影堂也就不存在了。“为年轻人提供这么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也是我们一直想坚持的。我们的展览有时候三个月、半年，有时候还有空场，但是对这个摄影奖我们肯定是要坚持的。”

　　三影堂的6年一样并不一帆风顺，今年三影堂在运营上做了两点改变：增设了收费教育项目和“+3画廊”的出现，目的就是为了缓解中心的运营压力。4月20日，由纽约国际摄影中心阿尼娅·希岑伯格主讲的“动态画面/摄影，叙事”即将开班，一共九天课程，其中六天讲课、三天自由创作。据三影堂透露，课程仅限15位学员，学费每人3000元，课程专为对动态创作和摄影叙事感兴趣的摄影师量身设计。参加此次工作坊可以学习到如何用摄影的视角去看待周遭世界，并且创造出富有情感的作品。对于中心怎么持续依然是荣荣和映里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我们很大的一个压力来自于每一个员工的工资我们不能拖欠，他们都辛苦的工作，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担子。”

　　尽管面对很“骨感”的现实，荣荣始终坚持相信三影堂遵循他们既定的模式，持续的走下去一定没有问题。这几年，荣荣和映里坚持奔波于国际之间，寻求与外界的合作，前不久就刚在日本做了“亚洲写真印象馆”的展览，利用了大概一个4000平的一个废弃学校做了一个中日的联展。“我们也经常把作品拿到国外去，因为有一些人不可能到三影堂这个地方来，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能到这里来，我们在国外办这样的展览，他们就更有兴趣来中国了。当然，对于年轻人，也是促进通过他的作品怎么跟国外合作，这个交流是相互之间的事，需要对流。”除此之外，荣荣和映里同时也参与了2014年比利时布鲁塞尔摄影节双年展的策划，以及北海道的东川摄影节的策划。

　　荣荣曾坦言，如果有一天三影堂不在了，肯定会有另外的五影堂六影堂出现，既然有它出现，就有它消失的一天，所以他选择顺其自然。“有时真是失望到极点，然后又希望到顶点。每一年都觉得真是毫无希望，在很悲观的时候，突然阳光出来了，就觉得这是很有希望的一种征兆，我最近几年精神都是在这种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