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因为卡帕和西摩的原因，你才会离摄影更近而不是绘画?”

　　“不完全是吧，我们在一起从来不谈摄影。”

　　这是1971年Sheila Turner-Seed对布勒松做的访谈，也是一个摄影师系列访谈之一，它最近被人们重新发掘出来，主要原因是Sheila意外去世之后，这些访谈一直保存在ICP摄影中心，她的女儿最近则试图打开时间胶囊，制作一个新的纪录片追溯母亲，也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这些尘封的访谈。

　　《纽约时报》的LENS最近以《布勒松：生活与观看》(Henri Cattier-Bresson:Living and Looking)刊载了访谈片段，将之摘录如下：

　　布爷爷：我对纪录(documenting)不感兴趣。纪录是极其沉闷的，我不是一个好的记者。1946年，我在MoMA做展览的时候，我的好朋友卡帕跟我说：“亨利，你要当心，你最好不要给自己贴上一个超现实摄影师的标签。要是你这么做了，你就不会再得到拍摄任务，成为温室里的植物。你可以做任何想要做的，但你的标签应该是——摄影记者。”

　　但我接受的艺术训练都是超现实主义的，我自己也仍然觉得和超现实主义者非常接近。而卡帕非常有说服力。我再也没有提超现实主义这事儿，这是我自己的私事，但我追寻的是我的营生，否则我就找不到活儿了。报道就是一种记录方式，有些记者是非常好的作家，但也有些人就是把事实一个个堆积起来。而事实本身是无趣的，事实后面的观点才是重要的。对于摄影来说，就是照片发出的召唤。有的照片犹如契科夫或者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短小精悍但蕴藏整个世界。但拍摄的人在工作的时候却浑然不知——这就是摄影的魅力，有些东西会突然跳到你面前。我是一个特别冲动的人，很糟糕，对我的朋友和家人来说，都是麻烦。我很焦虑。但我把这些都善用在摄影中，我从不思考，设置好相机，很快地，咔嚓一下。

　　问：你认为你现在比20岁看到的更多么？

　　我觉得应该是不同的东西，但却不多不少。我最好的照片就在《决定性瞬间》那本书里，我20岁拍的，大概是两周的时间，从第一天拿相机开始拍，就是这么短暂的一段时间。

　　这就是教学无用的地方，因为摄影有关生活和观看。那些摄影学校都是骗人的玩意儿。他们能教什么?你能教我如何走路么?

　　问：摄影师Josef Breitenbach曾和我提到，他感到好的摄影师是天生注定的。

　　我同意。但不管你有天赋还是没有，但如果你有，那么你就有了一种责任，你必须要去做事情。

　　问：您能谈谈当初去中国旅行的经历么？

　　答：我真不想说任何话。这就好像你被邀请参加一个晚宴，你喝到的葡萄酒是装在玻璃瓶里，不是带着标签的瓶子。人们应该去品评这是不是好酒，但他们却只是急于想知道标签究竟是什么。所以，这非常可怕。这就是我认为不应该有任何图片说明的原因。你应该学会看。我们保持应该觉醒和敏感。但大家不这样，如果酒装在一个玻璃瓶里，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好酒或者坏酒，因为没有看到年份。我认为照片就不应该有说明，只需时间地点就可以了。时间非常重要，因为事物随时间会变化。

　　我痛恨旅游，我就喜欢住在一个地方。我不喜欢短期访问。罗丹说过：“那由时间凝固的，终会得到时间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