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辉在绘画艺术上的探索是一个回避和筛选的过程。对于自己的绘画题材他有几个标准：不重要、时间感和对叙事性与视觉冲击的回避。在朋友们看来，刘晓辉把自己作品清洗得有点狠，仿佛没剩下什么，但这恰恰是他对绘画本身的思考与实践。

　　记者：不久前在东站画廊举办的个展是您近一年绘画面貌的整体呈现，这次展出的都是一些尺幅很小的作品，包括去年在禾木空间的展览，作品尺幅也不大。这些“小画”似乎是您近几年创作上研究的一个方向?

　　刘晓辉：我原来也画过大画，但从2010年我开始对画面尺幅的选择有了一些思考，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题材都适合用大尺幅去表现。大尺幅的作品在创作时可能会有一些英雄式的仪式感，从而让艺术家获得了些许满足，但我觉得过大的尺幅会稀释作品的力量，小尺幅反而可以画得更浓郁，密度更大。而且可以拿在手里画，不用依赖画架，这让我在观察绘画对象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特殊的体验。

　　记者：您选取的多是一种扁平的画面比例，而且画框会做得特别厚，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刘晓辉：因为我的作品比较厚，而且又多是画在木头上，画幅本来就小，如果再采用一个比较常规的比例就体现不出材料的特殊性，所以尺幅稍微扁一些、长一些，这样会让作品更有质感，也会增加一些体量感。

　　记者：您现在还坚持进行室外现场绘画，这种艺术实践方式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去采用，有人觉得它已经过时，有人觉得太奢侈，对您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刘晓辉：我觉得有条件去现场画肯定比根据图片画要好。现在太多作品都是图式感很强的，我更多还是强调绘画本身，不想掺杂太多的观念。和在画室里创作相比，去现场画要辛苦一些，而且天气有时也不允许，但现场的氛围对创作的影响是照片替代不了的。但去现场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写生，会有许多主观上的取舍，也会添加一些角色让画面稍微有一些情节上的提示。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看不到关于时间、空间的一些提示。凝固的画面带给人非常恍惚的感觉，酝酿着即将要发生的一些可能，您似乎有意在作品中尽可能地去除了信息上的指向。

　　刘晓辉：当代艺术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强烈、鲜艳、时髦，制造视觉冲击，包括在意识形态上充斥着矛盾，但这是我愈发排斥的，骨子里我希望把所有尖锐矛盾的和鲜艳的、有一些明确指示的东西都去除。在我的作品里看不太出来是在哪，也没有太明确的时间指示，都是比较简单的几块颜色，一两个人，我有意让它稀薄，稀薄到我愿意承受的程度。

　　记者：在《红头巾》系列中，出现过很多看似一样的画，只有一些细微的区别，这更像是对创作过程本身的一种记录。

　　刘晓辉：《红头巾》是我在天水市麦积山那儿画的。画完第一张之后感觉不是很到位，因为它不是一个小品，必须再画一幅，有一定量之后我觉得基本上跟当时的感受比较一致了。这跟我当时观看的方式有关系，我不断地在旅行中看到那个场景，所以有不同镜头之间切换的感觉，这种感觉靠一张作品是无法传达的，得靠一组作品来完成这个氛围。

　　记者：在旅行中吸引您的好像更多是自然的一些场景，还有类似一些和考古相关的题材。

　　刘晓辉：我的作品受到了汉代画像砖的一些影响。对于传统的东西，我不喜欢简单地把它直接纳入到自己的生活和创作中来，我愿意把样式吸收一些，但是生活表现得是现代的角度，我觉得这是对传统比较好的认识。

　　记者：在绘画之外您是否做过其他艺术形式的尝试?

　　刘晓辉：原来我也尝试过做一些立体的、稍微有一些观念的作品，试多了之后就会觉得这东西跟我自己没关系，我还是一个画画的人。接触多了你会发现画画的人都很纠结，因为绘画的历史太长了，每个阶段、每个流派都有画得特别突出的人，好像已经没有突破的可能。而且现在的许多观念艺术、实验艺术都把绘画当做一个权威去攻击。这种情况不得不使你对正在进行的绘画进行思考。

　　我经常去旅行，也比较喜欢传统文化，看中国古代的一些艺术品，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没有外来因素的自信。我觉得“如何让绘画更自由一些”这可能是目前艺术家缺失的。

　　记者：您的创作在呈现上是以几个大的系列为主，但即使有主题的分类，还是很难从作品题材中发现一些脉络和头绪，创作对您来说似乎是完全跟随着生活的轨迹，您并没有去主动酝酿和计划。

　　刘晓辉：我觉得如果为了做展览去选一个题材，然后创作一批作品，那种模式已经过时了，而且操作的痕迹太重，像是预先限制了自己。我希望简单一点，跟随生活的轨迹，坐在现场放松下来用最简单的一种记录方式开始画，慢慢就能找到一些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