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题玄宰山水书》

　　在我见过的王铎作品中，除了他的诗文手稿之外，《题玄宰山水书》算是尺幅最小的作品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件独立的作品，而是王铎题于董其昌画上的一则跋语，题在什么画乃至什么形式的画上，因为画与题跋分离，且画作部分早已不知所踪，没有人知道。于是有人揣测是一个山水手卷，也有人说是山水立轴，给大家留下了想象的余地，而其纵37cm，横9cm的尺幅于二者也确实都无不可，区别无非在于，如果是手卷则此小幅便是卷后的隔水，如果是立轴，那就是题在了圈档的裱边上，如此而已。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则跋语的内容。

　　众所周知，王铎不仅才情高，心气也高，自从十三岁临习王羲之《圣教序》开始，一生不辍临池，至晚年依然坚持“每日写一万字，自订字课，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作品，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为有明一代大书法家。特别是他的行草书，韵以天成，势若贯虹，于古于今少有人比。日本人对他的推崇是以“先王后王”来比喻的，先王王羲之，后王就是王铎，并且说“后王胜先王”。而于绘画一道，虽然成就不能和他的书法相提并论，但也有自己的面貌，他十八岁染指山水(据上海博物馆藏王铎崇祯12年(1639)所作山水《家山卧游图轴》题跋)，学宋元，宗五代，至老不废，这从其晚年为他的三弟所作十帧山水扇页(现藏北京故宫)上可以看出来，每一帧都画的“沉沉丰蔚，意趣自别”。的确，他的画名远不及他的书名，但书名太大掩了画名也是事实。并且王铎自负极高，对于自己的书法晚年他有“恨古人不见我”之叹，这则画跋与此叹气息相通，虽然跋在董其昌的画上，并且是借用当年董其昌谓王铎的话来作跋，却是一句诘问，三分说董，七分言己，借题发挥而已，抒发的是自己的骄傲情怀。难怪这则题跋经好事者做手脚与董画分离之后，数百年来早已不见了董画，这缣素小幅却依存于世，近年来更是在艺术市场上叠经转手，为人争宠，价格节节攀升，就是因为董氏所言为以往书史画史所未载。那么，画跋上王铎是如何题写的呢?且读跋文：

　　董华亭曾谓予，不必学画学书，它日多以致累，不暇取闲，今观兹图又何其闲漠也耶!

　　“兹图”何图，画的如何以及是否依然存世无关紧要，一定是董氏浅笔淡墨所绘朗润清雅颇得逸气与闲趣的山水画。董其昌乃晚明天启朝南京礼部尚书，又以其疏宕秀逸的行楷书法、笔致清润的山水画，以及梳理画史，创“南北宗”说广受拥趸，成为艺坛领袖。以其地位、造诣和影响，对于王铎的艺术才华他理应给予赏识和鼓励，怎么会以“它日多以致累，不暇取闲”来劝王铎“不必学画学书”呢?王铎没有具体说明董其昌是哪一年对他说这个话的，检索其履历，王铎31岁考取功名赐同进士出身，随后考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两年后庶吉士散馆，他被授翰林院检讨，从道理上说，这个时候开始他有了接触董其昌的可能。但是这时董其昌在南京做官，王铎在北京任职，机会似乎不大。崇祯四年(1631)朝廷曾颁一圣旨，崇祯帝召董其昌北上京城辅导太子，掌詹事府事。这一年董其昌77岁，此次北上前后三年，这三年王铎也在京城任职。我们姑且看作是董其昌这次詹事府任职期间对王铎说了上述话，而这时的王铎在京城和朝廷已经书名彰显，即使前溯至天启四年(1624)，也就是庶吉士散馆王铎获授翰林院检讨那一年，其时王铎33岁，也已经写出了像“为景圭先生所临圣教序册”，为友人作“临兰亭序并律诗帖”等早期传世名作，他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同朝显宦如刑部尚书乔允升、兵部尚书吕维祺等多人赏识。这些董其昌应该知道，至少听说过，但为什么他不以奖掖后学的话来勉励王铎，而是劝王铎“不必学画学书”呢?令人费解。学画学书累人，能开面目者更累，这一点不假，一旦出了大名，索书索画者踵接而来，会令书家画家应接不暇，董其昌对此更是深有体会。那么他是以己度人，看出了王铎迟早要出大名，到时候也一定会被索书索画者“多以致累”而“不暇取闲”，出此劝语是为了王铎不至为艺所累，是对王铎的关怀?但是王铎会听董其昌劝吗?当然不会。他后来虽然与董其昌一样也官至礼部尚书，但是他此生似乎不是为官而生，而是以艺术为命，他的艺术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作书法，另一个是作诗。在生逢乱世，受尽精神折磨的日子里，是书法和诗支撑了他的生命，可以说此生他非但一天也没有为书法所累，反而是书法和诗给了他无穷的快慰。怎么会听从董其昌的劝呢?他自信，心气极高，前面说过，他写这则画跋三分说董，七分言己，何以言己?可以从那句“孟坚老年词宗印可”读出。这是一句诘问，被问者不是董其昌，是这位请他题跋的“孟坚老年词宗”。所问其实也无关董其昌闲不闲漠，而是董其昌叫我不必学画学书，你认为我该不该学?请注意，这段跋文虽然未署年款，但可以肯定是王铎中年近于晚年(五十岁前后)时所题，这时王铎的书法早已盛名天下。所谓“印可”，是承认、许可，或者同不同意、认不认可的意思，那么孟坚是谁?王铎的朋友，时任锦衣卫佥事，姓黄名培号封岳，他是世家子弟，有家学，欣赏并且懂得王铎的书法，王铎传世作品中就有多幅是写给孟坚的。他持董其昌的画请王铎题跋，王铎便想起了董其昌曾经对他说的这段话，于是题完之后，他问孟坚老年词宗：认可董其昌的说法?问得不容置疑，这就是王铎的心气!

　　幸好王铎没有听从董其昌的劝告，要不然中国书法史上就少了一位天才，中国书            法也会因此蒙受损失!

　　其实数百年来，谁都读懂了王铎题跋的意思，要不然这样的小幅不会如此受人珍视。最有意思的是小幅裱边的诸家题跋，其中不乏出自大名鼎鼎的鉴赏家手笔，比如启功先生，这位一向幽默含蓄的鉴定大家读了王铎的跋文后，居然出语直截了当：“华亭每用捉刀人，盖书画累外，复有官累焉!”一语射的，直搔董其昌的痒处。谢稚柳则谓“董思翁劝人莫学书学画以致累，然其书画流传极多，世以其书迹称‘烂董’”，更将其所言视为文人酸腐积习，有趣、有趣!

　　2013年6月21日于湖上真乃居

　　转载于《中国收藏》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