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没有标准时，你可以成为独立的标准，当你按照标准去执行的时候，你的作品无法达到艺术的高峰。梵高生前没有人可以正确的评价他;尼采的反道德观超于世俗300年;米开朗基罗在作品中去掉美迪奇胡子时说“千年后谁知道他有没有胡子”……他们从不在作品中表达标准，他们表达的自己的认知，但却创造了新的标准。

　　在一百六十年前，拉斯金给出一个标准，让艺术分成两类，一类服务贵族，一类服务民众。服务民众的那类艺术家就成了现代主义设计的先驱，建立包豪斯的标准。现代设计观点随即渗透建筑、产品、平面等行业。首饰设计行业也受到影响，但两千多年来的经典高级珠宝的标准依然占据主流。

　　高级珠宝的标准是西方文化下奠定出的。我们做西方文化下的高级珠宝，是无法逾越西方的。很多中国人学习西方珠宝“首饰应该这样做，不能那么做”。最后都笼罩在一个固有标准下近亲繁衍着。

　　当你拿出一个不按标准出牌的设计时，他们却说你这个太艺术，市场不好卖。实验与探索还没有开始就被扼杀。整个首饰设计界说的话都一样，做的图都一样。具有探索精神的设计师纷纷转行，留下的只能是逆来顺受的了。在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下的环境下，我们对生活没有丝毫的不满，所以我们没有了愤怒，我们好像找不出什么对抗这个成熟的消费市场，所以我们的作品没有了创造。设计师心甘情愿的被这个消费市场捆绑，做消费市场验证过的和销路好的设计作品。

　　我们需要走出这个困境，找到中国首饰设计的新标准，乃至各行设计的新标准。

　　福田繁熊代领日本走入现代平面;当代日本三大服装设计师的努力让巴黎时装界看到东方对服装的理解;村上隆以一个艺术家的天性与时代特征创造新型艺术;建筑师藤本壮介的原始未来的观点又一次证明了东方的文化可以孕育新设计标准。日本是中国最好的邻居，他无时无刻不在迫使我们警惕他关注他，他走在我们之前，是我们前进路上的标杆。

　　在中国，无论在建筑、产品、平面、服装、首饰等都没有形成自己的设计观，建立自己的设计标准。建筑学扎哈和密斯范德罗;首饰学卡地亚和蒂凡尼;产品学西欧和老美;平面学北欧和日本，学到最后无法摆脱，又不能低于标准，只能照葫芦画瓢，越做越像别人，最后都分不清哪个是自己的作品。

　　我们可以用民族文化为创作基础，可以以自我认知为设计依托，更可以升华现有的理论标准。但升华现有的理论不等与模仿或再创作。寻找自己的创作观点，清晰自己的设计概念，设计师的观点很重要，他能支持你创作下去的根基。设计不只是灵感一现，成熟的设计师懂得设计系统运作下的灵感一现。东长有很多灵感一现的作品，我们自己也在思考，我们要延续产品特征发展下去，给人留下统一印象，还是即兴发挥，玩出精彩。我们把作品放在法国Dreams主编Didier面前，抛出同样的问题，他回答说“你们什么都可以做，你们只是做喜欢的东西，没有标准才是你们最大力量。”

　　东长认为人的饰物也是人精神的外涉，能够令到人借用饰物去反观内己，看到其内心世界。它是世界观价值观的外显。透过外物，解读内心，在与外物的互动中，折射出你的格局。以选择，可观心性。 美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目标是达性。

　　我们如何达性?美国短暂的历史与快速成熟使得他们极易接受简洁实用的产品设计;法国的贵族沿袭使得他们服装首饰优时尚而优雅;英国在设计上的探索历史使得他们的家具设计高贵又绅士;日本的地理位置决定他们要在有限资源中繁复挖掘，练就了他们精益求精的性格，进而在建筑设计上走入极简主义。

　　而我们中国设计师何去何从?我们是中国人是注定的，我们的文化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扎根血液，无法更改。我们做不出法国皇室的珠宝设计，或是英国绅士的家具设计，亦或带有日本极致美学的服装设计，也没有必要去做。

　　我们只要达性，我们做的就是中国文化。东长在创作时并没有刻意的去挖掘中国文化，佛公与风筝元素就是中国人喜欢的东西，其实我们的文化日用而不知，这两套作品叫《看透》与《随风》。如果非要深说，可以说他们都不自觉的体现东方哲学智慧，因为我们真的理解东方的超然物外要比西方的奋斗竞争更适合我们。

　　无论是珠宝设计界，还是平面设计界、服装设计界，建筑设计界或者更多，我们需要在熟知国际设计标准后打破现有的标准，用自己的心性去体会激情与抑郁、自由与限定、爱情与生活、时间与空间……以心性为中心重建设计标准，让设计界产生更多可能与方向，设计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文化是需要时间自我完善与更新的，每个独立标准都需要自我进化或淘汰，最终留下的，也就是最成熟的几支理论体系。最终中国会形成主流设计标准与很多边缘设计准则，无论哪一支理论都有力量拉动中国设计文化发展。

　　标准的打破与重建是中国未来的设计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