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阳先生是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他多年来一直参与上海双年展的组织与筹备工作，为此本刊特邀记者赵丽莎前往访谈，李向阳先生围绕上海双年展陈述自己的想法，观点切实中肯，要言不烦，能帮助本刊读者对双年展这一当代艺术展示盛会有更好的理解。

　　第九届上海双年展从原址为上海美术馆的跑马厅迁到南市发电厂，为什么要改变原有的展场地址呢?

　　与原来的展场相比，新的场馆相对于双年展显然有更大的意义。

　　首先，因为场馆的变迁，可利用的空间大了，双年展的览规模也大了，数量体量都要比原来大三倍。规模大了投资也大了，投资大了所以展期也延长了，这次展期延长到半年。

　　其次，这个空间比原来那个跑马厅(即现在上海美术馆馆址)更加适合当代艺术的展出。

　　第三，讲的更深一点，就是双年展这个有着16年历史的项目，从原来的殖民文化的场所搬到了民族工业的遗址，其中隐含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双年展面临的不仅是一次转折，而是一次变革，一次质量的提升。从这个角度上说，上海双年展的意义超过了展览本身。所以，这一届双年展的主题就是“重新发电”。

　　在这样的展场迁移及筹办过程中的过程中，对于组织筹备者来说，是否会遇到一些新的困难?

　　困难是一定的。时间紧，任务重，而所有的一切包括空间、设备、团队都是新的，我们甚至来不及磨合，没有排练，就匆匆开幕了。好在一切都还圆满。

　　展览主题为“重新发电”，对此应当怎样去理解呢?

　　显然，这个“重新发电”，不是指物理上的发电，而是一种输入社会网络的、激活每一个市民心灵的精神能量。南市电厂有着百年历史，它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记忆、民族的兴衰。世博期间，它是城市未来馆，世博之后，双年展在这里“重新发电”，就是对世博主题的延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除去选址于南市发电厂(1900-1985年)的历史意义，本届双年展还采用了“城市馆”的展出模式，有近30个世界城市里的上百位艺术家参展。这个“城市馆”是受世博城市馆的启发?还是对威尼斯双年展的借鉴?

　　城市馆模式，其实在前几届就有考虑，因为种种局限、条件不足而无法实施。

　　实际上，不管是邀请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来主场参展，还是建立城市馆模式，无非是要强调艺术的开放性，视野的国际性。过去有过类似的设想但条件不成熟，而本届双年展有了这样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进步了，我们的视野更加宽广、胸襟更加开阔，所以，这个想法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城市馆除了当代艺术博物馆五楼展厅外，还在外围的城市空间中出现，包括外滩圆明园路联合教堂、兰心大楼、协进大楼、圆明园公寓，北京东路益丰·外滩源，虎丘路外滩美术馆RAM工作室，南京东路中央商场、美伦大楼等，这些都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各级政府的支持。

　　我看过您的《爱过这一行》这本书，了解到与国内全国美展那样的自上而下、主题先行的运作体制不同，双年展多采用策展人制，但“城市馆”却不是由策展人控制的，而是有更多的独立性。我的问题是，在双年展城市馆的平台上，策展人的权限是不是受到限制了?

　　感谢你看过我的书，那是六年前写的了。你提的问题很简单，因为权限本来就是权力的限制。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双年展，权力都是有限制的。表面上好像没有审查制度，但是如果触犯了当地法律，如果有悖于当地民族情感，政府肯定会出面干预。哪怕政府不出面，一些民间组织、环保组织、绿色组织都会出面，这是社会通识。

　　我们实行的双年展策展人制度与西方策展人制度不尽相同。西方的策展人既像制片又像导演，他既具有选择艺术家的权利也有控制预算的权利。当然他也有很多的义务，需要从文本策划开始一直到联络基金会，寻求赞助，运输保险等展览行政。而我们的策展人更多的是对展览主题负责，通过演绎主题的文本研究，制定展览计划，推荐艺术家，力求把展览做的更好看。

　　但是我们毕竟对意识形态是有严肃的要求，有自己的底线，所以策展人的展览文本和艺术家名单，以及作品方案，必须通过学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的审查。这个审查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概念，而是看它是否符合我们的国情及民族情感和社会伦理。当然，这也可能是个过程，因为历史条件不同，原来我们看不大顺眼的、看不大习惯的，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

　　此外，因为上海双年展主要的财政来源是政府，所以组委会对预算的控制就不同于西方策展人控制预算的模式。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一个水土的问题，经验再先进，设计再合理，必须服水土。十六年来，上海双年展已经建立了一套符合国情、相对完整的展览模式。

　　您曾去各地考察过美术馆和双年展，那么在不同历史时期及社会条件下，上海双年展侧重吸收的经验是什么?上海双年展的本质意义是什么?

　　双年展只是一种展览样式，或者叫做模式。早先不管是在意大利还是巴西，她只是每两年发生的一种现象，日后逐渐演变成为艺术双年展，继而后来就正式确立了双年展制度。以前讲“上海双年展”大家都听不懂，然而现在各地都在举办各种各样的双年展，我认为这是好事。因为双年展关注的是当下，关注当下发生的某种艺术现象，既然是当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会更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所以它是更需要被关注的。

　　博物馆是记载历史的，我们需要从历史中找到我们的传承，找到我们的根脉。但是如果仅仅传承，就像过去我们沾沾自喜地忘不了长江长城黄河黄山而不思考中华民族将对人类有什么贡献，那是缺乏责任的。一个民族要进步、要发展，需要创新，需要创造，永远躺在传统上睡大觉，是没有希望的，社会也不会进步。所以，我们必须关注当下，关注当下才是继承传统的目的。我曾说过一句话，传统不是母亲压在箱底的旧袍，而是从中抽出经纬，编织今天的新衣。

　　所谓当代艺术(尽管我并不当代，我是画中国土油画出身)，有一个好处，是它和当下很贴近，它可以打破桎梏、教条，甚至一些禁忌;可以跨媒体、跨学科、非常灵活非常自由地探讨问题;它可以让所有观众非常轻松非常平等的进入，一些联想，一起共鸣，进而进入一种思考的层面。再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什么都进步了，各行各业都进步了，造出了世界上最高的楼和最快的车，艺术也应如此。

　　不管中国还是外国，当代艺术始终处于实验阶段，既然是实验，就允许有失败。这是一个过程，我认为这是双年展的功绩，或者这是当代艺术对今天生活的意义。好的艺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画画，好的艺术会激发你去思考，去创造。

　　本届上海双年展中有“圆明学园”这样的学术教育项目，其形式是汇集各国艺术家、策展人、艺术学者开办短期讲座和圆桌讨论等，身为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我对这样相对较为专业的艺术交流和学术探讨形式很感兴趣，但我不清楚这样的学术教育内容与艺术展示活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圆明学园”表明了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是一个学习共同体的自治行为。学术教育项目是更形而上的，这是从专业人员的角度去探讨理论层面上的，归根结底就像我们过去学习的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互相作用关系。它是我们的教育项目，这次好像效果挺好的、社会反响也挺好的。

　　现在北京也在办双年展，上海双年展与北京双年展是否各有其地域属性，从而有一定的区别呢?

　　双年展就是当代艺术展，是极具试验性的，原来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双年展，威尼斯也好，圣保罗也好，都是当代艺术展。当代艺术不是以传统的架上绘画和雕塑为主要形式的艺术，因此这些双年展都不是以架上艺术为主要展览项目。但后来世界各地的双年展越来越多，形式也越来越多样，例如北京双年展以及各种门类的版画双年展、水墨双年展等等，成为各种艺术手段在各自领域里的每两年一度的展出方式，这个从逻辑考虑也行得通，也可以理解为双年展形式的多元与丰富。所以北京双年展一开始从方向上就不同于上海双年展，它的关注重点还是架上绘画，这正是与上海双年展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