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昊用报纸“画画”时，“日课系列”便摆脱了“图像制造”。显然，每天画一张小品画的行为，因报纸的介入而产生了“复杂性”——它不再只是面对画布的“假想”，并以此表述“预设了的主题”。虽然，每日行为的重复与主题设置，为舒昊带来某种当下“意义”。但没有报纸介入的日课，其“表意结构”无疑“传统”——仍借助图像式样表达意图，“绘画”只是意图实现的封闭行为。然而，“报纸”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

　　表面上看，“报纸”替代画布，只是简单的材料转换。但作为信息载体，“报纸”对画布的置换，实际上改变了绘画行为的“施动对象”。该如何理解这种改变?让我们重新回到没有“报纸”的“绘画”中：空白画布作为绘画载体，表面上是绘画行为的对象，但事实并非如此。绘画行为在画布上展开，针对的对象却是画布之外的预设——比如一个需要再现的自然、一个需要表达的主题，等等。也即，在空白画布上实施的绘画行为，针对对象是之前预设的“意义”，带有确定的“发生结构”，并最终表现为覆盖于画布之上的“画面”，抑或“图像”。就此而言，绘画行为是一次封闭的“图像制造”，是一次“预设目的”对空白画布的“覆盖”。而“覆盖”的过程中，画布只是信息接收的载体，没有介入绘画的意义发生中。但当“报纸”介入画面，替代空白画布时，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首先，报纸作为信息发布者，已经具有被编辑的“意义”。它不同于画布——仅是图像接收的空白工具，而是他者设定好的“意义”材料。那么，这种先于绘画行为存在的“意义”，会成为原先在空白画布上描绘所不具备的因素，它使绘画行为不再是简单的“意义制造”，而需要面对“既定意义”进行修正，从而产生 “意义发生”的复杂性。也许，有人会对此疑问——如果选择报纸是偶然的，那么那些“既定意义”与绘画不一定具有必然关联，又怎会成为绘画需要修正的对象呢?确实，舒昊选择《新京报》而不是其它报纸，具有偶然性。或许，只是出于生活中的习惯，抑或说选择时的方便。但同时，画家在同一份报纸中选择的内容，却具有绘画意义发生之前的主体选择。也即，在大量被编辑的内容中，画家会选择一个部分作为自己绘画的底本。这便使后继的绘画行为，不再是一个没有任何“先验存在”的起点，而必须与画家所选择的内容发生某种复杂的意义交互。

　　有趣的“逆转”，正产生于这种“意义交互”。由于报纸作为之前的“信息编辑”结果，当画家再以视觉方式进行“覆盖”时，绘画便成为了“二次编辑”的过程。它的“意义发生”，不再只是绘画行为的“内控”，而不得不与它的“覆盖”对象发生关系。因为，报纸作为一种社会行为的载体，是某种公共意志的传播者，携带着“权力化”观看结果。而在报纸上“覆盖”的绘画，是对一种既定的社会公共结果的“覆盖”，其意义的发生对象便不再只是画家自己预设的某个主题，抑或目标。正是这一过程的产生，使舒昊摆脱了简单“图像制造”，并因为报纸的“每日发生”而使其“日课”方式具有了“必须性”。何谓“必须性”?就是“日课”作为艺术行为，必须与其结果发生不可替代性的联系。怎样才是“不可替代性”?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回溯没有报纸因素之前的“日课”。虽然，“日课”作品具备相似的指向，如政治话语的戏谑化特征，可作为一个主题之下的系列创作。但这种系列化的作品，却并非每天需要完成一幅。因为相似主题只是系列作品的意义纽带，而无法决定每天行为发生的必要性。也即，一个主题性的系列作品，完全可以很多天画一幅，或者间隔很多天再创作，而无需一定每天一幅的持续。而每天一幅的持续，必须要在主题相似之外，建立这种持续性行为的必要性。只有建立了这种必要性，“日课”的每日持续也具有了“不可替代性”。

　　很显然，报纸的出现，使这种“必要性”成为可能。因为报纸的每天发生，是一种既定事实，并非舒昊可以决定。而他的“日课”系列，因为以这种不可改变的“规定性”为基础，故而也就产生了“每天创作行为”的必要性。就此而言，他的“日课”行为便与作品最终状态产生了必要联系，也即我们所说的“不可替代性”——而不再是简单的行为与作品的相加。从某种角度看，正是这种“不可替代性”，使“日课”的意义发生结构进一步复杂化。一方面，报纸本来的信息编辑成为绘画行为的意义前提，使原来单一、封闭的绘画具备了开放性;同时，每天不得不进行的行为规定性，又在另一个角度释放了绘画与画家日常生活的关系。而这种复杂性，使舒昊作品的最终意义，不得不在画家日常性的个体经验、报纸的社会经验与绘画的行为经验之间进行复杂的转化，而不再是简单的预设主题，并通过绘画行为完成这一主题。显然，后者呈现为一种封闭状态，绘画行为是预设主题的完成工具。但是，当舒昊“日课”以一种复杂的意义结构，将绘画的“意义发生”向 “报纸性的社会经验”、“日常性的个体经验”开放时，绘画行为便不再只是完成主题的简单工具，而成为与其它因素互动地展开，具有意义的“生长性”。

　　值得重视的是：这种意义“生长性”，使绘画告别了“传统”状态——在预设主题的引领下成为表述工具，而这正是架上绘画在新媒介时代遭遇的根本质疑。因此，当绘画以直观方式打破封闭性，使绘画行为具备开放式“表意结构”时，它便向我们展现出架上绘画的某种可能性。显然，舒昊新创作的“日课”，正是这种可能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