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成三人，今天有幸地来到了著名的摄影家刘铮的家里，还有跟李媚老师一起来跟他探讨一些关于刘铮的创作、生活，包括跟他未来有一些新的变化，展开一些探讨。

　　就从最近三影堂刘铮的展览《惊梦》谈起，虽然这个展览是08年就看过的一个展览，好像这次又重新完整地拿出来，其中这个采访有一句话是比较煽动性的，说你 要“告别”摄影界。

　　中西方的艺术差距

　　刘铮：所以在中国有时候做艺术很奢侈，真的很奢侈。

　　李媚：在西方不奢侈吗?

　　刘铮：西方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叠一个花，我画一个小东西都是艺术。

　　李媚：做艺术家是奢侈的。

　　蔡萌：我一下就理解你的艺术好像是在那儿秀肌肉的，一定是金刚铁骨，我一下子就理解东西了，他的作品里头一直有股劲，这种劲我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平时感觉到，跟他聊的时候经常有点儿愤青那种，好像对很多事不满，今天说了这么多，说到这，我觉得忽然间觉得作品里有一股子这个劲，一直到现在《惊梦》。

　　李媚：在残酷的现实当中挣扎出来的。

　　刘铮：真的是挣扎。

　　蔡萌：戴着脚镣跳舞或者是秀肌肉。

　　刘铮：现实太可怕了。你说走吧像媚姐说好像被中国有烙印在身上。

　　李媚：被文化所化的人必感痛苦。陈寅恪说的，我们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边已经被现实所化，我觉得也是，何必真的深入骨髓。

　　蔡萌：我想历朝历代文人知识分子多少内心都是苦闷的，都对现实有不满。

　　刘铮：那个时候文人还有自己的所喜所好，有自己的一个群落。

　　蔡萌：相对比我们活得还好，没有毒奶粉、没有毒空气，重金属没有。

　　刘铮：今天正经的文化人我不知道剩多少个了，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蔡萌：我今天是知识分子，不是文化人。有文人跟知识分子，还是有相似的地方，还是不同。今天更多知识分子和文人最大的区别就是说可能对中国传统不太了解，古代六艺、四书五经，缺这个。

　　李媚：文人确实是要跟文化说话。确实文化是他的风骨。

　　蔡萌：知识分子是某一个专门的学科，就像你读完博士，读博士并不是你知识面多宽、多那个，而是你能在某一个点上研究多深入进去，这个其实就跟文人差别蛮大的了，再加上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又拧了一下，知识分子已经够摧残的了，又被公共一下，内心那种公共知识分子的内心一定是更纠结，当然这个社会是需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就像一个社会的清道夫一样，是需要的，不断地允许有言论自由，有这样反对的意见和声音出来，其实你想想公共知识分子内心也是一个很痛苦的，得多痛苦啊。

　　李媚：公共知识分子还是需要勇气。要有担当，要不然就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蔡萌：还得有一个抵抗，被体制系统回收，还得有这个能力。

　　李媚：确实也是，不是什么人都当得了的，当然也不是什么人都愿当的了。我还是对那些公共知识分子心存记忆的了。

　　蔡萌：尤其中国今天的语境下，公共知识分子确实来之不易。

　　刘铮：中国好多谈话，谈到最后大家不说了，陷入沉思。

　　蔡萌：有一种无力感。

　　刘铮：陈丹青谈什么画跟记者也是，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说现在什么努力，有什么人，有什么用，还是那个劲，特别的准确，真的我们有时候好多知识分子的努力确实是从我个人来说，我的好多想法、努力也是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寻找一个平衡，寻找一种生活。

　　李媚：很多事情是这样，有用和没有用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是自己内心所坚持的，所选择的，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首先都去想有用和没有用。

　　刘铮：这种有用有时候是指对社会的改变能力，有什么改变很难很难。

　　李媚：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是这样，你先改变你自己，你先坚持下来，你先从你自己做起，如果我觉得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可能集起来就是一个强大的力量。

　　蔡萌：我觉得最后每个人有每个人解决的办法，不一样。比如说我觉得像我，比如画点儿画，画点儿水墨，研究点儿传统什么的，也是一种解脱的方法，你没有办法，你觉得现实完全在面前是感觉无力，没有办法改变什么，你就自己赶紧找到一个跟自己有关的事，就做得了呗。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所谓逍遥派，当一个逍遥派算了，自己做点儿自己想干点事。

　　刘铮：其实中国现在可谈的话题太多了，归根结底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很无力，艺术还没有纳入人的生活，真的，今天只是在经济里边的一个环节，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艺术没到生活里，而在经济里边，这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