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学术研究总有一个漫长的论证过程，考古学当然也不例外，从它的勘探、发掘到最终得出结论，无不需要经历一番详细、周密的考量。然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当考古遭遇了传媒，本该慢工出细活的考古也变得有些心急火燎，往往是八字还没一撇，就已经在各大传媒、网站上炒得火热，而如此急慌慌的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最终沦为考古学界的笑话。

　　河南孟津“李煜墓”的“流产”便是这样一个匆忙撩开面纱的学术笑话。话说前些日子，河南省孟津县文物局爆出猛料：当地发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墓葬。一时间，“河南孟津李煜墓”几个字几乎聚焦了全国考古人士的目光。然而，这样的消息传来才没几天，澄清的话便接踵而至：该消息发布属于工作人员疏忽所致，“李煜墓”目前并无考古学上的依据。这可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来去匆匆间人们不难发现，所谓李煜墓不过是当地的一厢情愿，并无多少科学依据，而真正的李煜墓在哪儿其实谁也说不清楚。

　　是考古者的仓促爆料，还是传媒人急于吸引眼球的刻意炒作?细细想来，一个缜密的考古结论理应建立在一套拥有多个步骤的考古流程以及一条非常完整的证据链的基础之上，仅凭当地文物局的一次走访调查如何能够拿出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然而，处在信息飞速传递的当下，人们似乎已经容不得静下心来进行科学的论证与商榷，而更倾向于把猜测当事实来吸引眼球了。

　　诚然，我们身处在一个崇尚“快餐文化”的时代，但考古学毕竟是一门严肃的科学，考古发掘需要静下心来，长年累月地田野作业，容不得半点心浮气躁;考古结论也只能而且必须建立在已有的证据之上，不可有丝毫的凭空猜想。犹记前些年，河北磁县湾漳村曾发掘出一个高等级壁画墓，尽管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该壁画墓极有可能是一位北齐皇帝的墓葬，相关出土材料也很丰富，但终因各方面证据不足，考古界目前也仅能以“湾漳大墓”称之。——这才是科学，一份材料说一份话。

　　如果说考古研究讲究的是缜密思考、科学论证，信息传递追求的则是抓人眼球、先声夺人，两相碰撞，一旦考古者敌不过聚焦在镁光灯下的诱惑，难免就会造成考古结论被催生、早产甚至流产、夭折的命运。

　　这不，这边“李煜墓”才刚刚淡出人们的视野，那边“发现比甲骨文还早1000年的中国最早文字”的消息就已经劲爆而出。事件缘起于近日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的一次考古，考古人员发现出土的器物上有大量的刻画符号。相关结论还在论证之中，媒体就已经抢先报道，并称其为“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众所周知，甲骨文距今才3300多年，相比苏美尔和古埃及的文字晚了约2000年。

　　作为文明古国的后代，听说发掘出五六千年前的文字，将中国最早拥有文字的历史一下子提前了1000多年，几可与苏美尔、古埃及文字分庭抗礼，在感情上比较兴奋是可以理解的，但学术毕竟是学术，需要有超越狭隘感情的理性和客观。事实上，在古陶器、古岩画上发现早于甲骨文的先民刻画的符号，对我国考古史而言并非什么新鲜事：上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就曾在裴李岗文化到商代前期的器物上，发现了许多与商周甲骨金文构形相似的刻画符号;1952年，又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陶器上的30个刻画符号。此后，类似的符号不断被发现。2009年，考古学家在陕西延安黄龙的新石器遗址中意外发现了一块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残片，共有12个烧制前刻好的符号，笔画酷似现今的英文字母或罗马数字符号。

　　如果套用媒体的说法，在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即为“中国最早的原始文字”，那么，上述这些考古发现，有的甚至比该刻画符号出现的时间更早，为什么也都没有推翻甲骨文的地位?理由很简单，对于类似的刻画符号，尽管郭沫若曾明确表示“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但它们究竟是不是文字，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也因此，在此次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究竟是否中国最早的文字，还有待于进一步商榷。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考古学应该是一门经得住寂寞的学科，因为对历史蛛丝马迹的追溯容不得半点马虎，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也因此，这个社会尽管浮躁，传媒尽管着急，至少还应给考古保留一份净土，容许它静下心来慢慢推敲与琢磨，如此方能还原人类历史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