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建筑“变脸”私人会所，名人故居遭到“维修性拆除”，千年古村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命运堪忧……在公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加强文物执法力度”的呼声中，中国近期启动文物法新一次修订工作。

　　日前，由国家文物局倡导、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共同举办的“建筑遗产再利用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此间专家认为，恰逢文物法修订，国家文物局首次将文物的“利用”作为专题在这样一个范围公开探讨，意在透露历史建筑保护理念的某些“微变”。

　　“老房子不能没有人气炊烟，文物的保护与利用相辅相成。”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在论坛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老房子只有用才能长期保护

　　“保护与利用本身不是对立的，应该相辅相成、密切关联。”励小捷说，老百姓的房子不能没有人气烟火。传统村落、古街区的开发利用，不能把原有居民都搬迁出去，既要保护传统民居也要保护文化生态。文物合理的利用，有利于保护;或者说只有用，才能长期保护，这也是国际潮流和理念。

　　在文物法诞生的第五个年头，中国成为《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并开始申报世界遗产。迄今为止，中国已成为拥有世界遗产第二多的国家。随着世界遗产保护理念的更新，越来越多“活着”和“仍在使用中的”历史建筑，成为世界遗产组织眷顾的对象。

　　历史建筑变会所 “这不是利用，是破坏”

　　针对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历史建筑变会所、名人故居“被开发”等现象，励小捷说：“这不是利用，是破坏。”

　　励小捷坦陈，目前中国一些地方在处理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的辩证关系时存在偏差。这其中就包括在文物开发利用中着重经济效益、忽视教育功能。

　　励小捷说，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建筑遗产再利用的根本原则。“能搞公益性展示利用的，不要搞商业;如果需要产业开发的，优先考虑文化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利用的时候，要注意在内容和形式上彰显建筑文化遗产的内涵，突出当时代和地域的文化元素。无论何种形式的利用，都不能违背公民教育的准则和社会道德的底线。”

　　中国之大，建筑遗产年代、功能、保存状况千差万别。因此，励小捷指出，历史遗产的再利用切忌“一刀齐”。“制定这方面的政策需要一个过程，鼓励创新、允许试验，从政府、专家到社团组织和媒体，都应该报以客观和宽容的态度。”

　　社会资金投入文保领域政策待完善

　　在中国，文物保护经费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体制，文物经费主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励小捷坦言，在文物保护经费的分配上，“保护”与“利用”差别悬殊。　　据了解，2010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拨款的文物保护专项经费中，用于展示利用的项目只占经费项目的1%。“我们主要是在维修，这个任务确实很重，也一定要做好。七批国保单位加在一起是4295处。所以每年需要维修的很多。”励小捷说。

　　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将上一次文物普查的40余万处的数据改写为76万余处，地方财政的压力“一夜翻番”。

　　励小捷表示，社会资金投入文物保护的行列中，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但我们的相关的政策环境有待完善。“福建土楼面积很大，产权属于老百姓，但当地百姓住着不舒服，渐渐人去楼空。因此当地政府鼓励企业认养，让他们想办法用起来，更重要的把保护与维修的任务承担起来，这是社会资金进入文物保护的试验。”他说。

　　而正是类似的“试验”，将有助于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历史建筑利用分类机制、保护补偿机制与社会评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