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目前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多、工艺流程科学合理、序列性最强的古瓷窑遗址，耀州窑遗址是世界瓷窑遗址之最。统计显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过三次总面积达12000平方米的大规模考古发掘，遗址区内先后出土各个历史时期文物、标本300多万件(片)，其中完整的或可复原的就达10000多件;揭露历代瓷窑100多座、作坊100多处。

　　耀州窑文物自北京故宫博物院首次在外地展出以来，一路风光，先后在上海、广州，日本的荻市、大阪、爱知县，西安、成都、杭州、南宁、江西等国内外城市展出，累计展出时间达57个月，参加人数达200多万人次。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新农村建设不断加快，一些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纷纷上马，不断考验着遗址生存环境。同时，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身边大遗址的命运越来越关注，面对遗址保护工作的新形势，如何科学地保护和传承耀州窑的文化遗存成为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耀州窑博物馆：遗址文化的有形载体

　　如果说“十里窑场”已随时间的飞逝湮灭于无形，让人们只能望“土”兴叹。那么，承载着耀州窑文化精髓的耀州窑博物馆，无疑是人们去理解和触摸那段辉煌历史的最佳载体。

　　耀州窑博物馆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是中国古陶瓷文化旅游的典型代表，全面展示了耀州窑从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至今，长达1300多年的连续烧瓷历史，尤其是新陈列开展暨对外免费开放后，新展览总面积达到了4000平方米，15个区域，展出耀州窑各时代珍贵文物、作坊具、窑具1200多件，其中，部分文物还是首次公开对外展出。

　　展览中模拟复原的场景有“十里窑场”盛况、炉火不夜、古代制瓷工艺流程演示、窑炉内部烧造场景、祭窑神、耀瓷与民俗特展，给游客以穿越时空、走进历史、身临其境的感受。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

　　展览中运用高科技陈列手段大大增强了互动性和娱乐性，采用“幻影成像”技术演示古代制瓷工艺和窑炉烧造场景，“侧悬浮成像”演示耀瓷珍贵文物，“360°悬浮成像”展示倒装壶的神奇原理。以“虚拟电子书”方式展示耀瓷相关知识，游客挥动手臂就能“翻阅”书籍，这些可引起游客的极大兴趣;“电子触摸屏”和“影视放映厅”用以介绍耀州窑博物馆和陶瓷文物知识，“电子地图”介绍耀瓷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交流，方便游客欣赏和检索。

　　陶艺中心就是俗称的“陶吧”，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其中演示、销售面积400平方米，参与制作面积100平方米，配备参与拉坯轮机9台;在这里，您不仅能饱览陶艺匠师们精湛的技艺表演，还可以亲自动手玩泥、拉坯、制作陶艺，体验制瓷的非凡乐趣。

　　馆内还有号称“天下第一壶”的仿宋代青釉刻画倒装壶巨型广场雕塑，有被誉为“瓶中之王”的仿元代白地黑花玉壶春瓶大型艺术建筑，将是您领略古陶瓷文化和休闲、观光、制作陶艺、教学实习、陶瓷购物的理想之地。

　　考古遗址公园：为发展与保护矛盾破题

　　“如果说保护遗址要因地制宜，那么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好耀州窑遗址资源，我的思考是建设耀州窑考古遗址公园，这样才能更科学地展示遗址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以更开阔的视野，从遗址保护发展的角度统筹解决遗址保护，展示与利用、保护与发展的问题。”谈到耀州窑遗址的保护，耀州窑博物馆馆长孙晓峰这样说。对于建设耀州窑考古遗址公园的必要性，孙晓峰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重大意义。

　　首先，建设耀州窑考古遗址公园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耀州窑遗址保护和展示。耀州窑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为在一定范围内统筹落实这些部署开辟并维系了相对独立的空间，不仅可以有效抵御城市建设对遗址的蚕食，净化、美化遗址环境，并能依靠自主运营维护遗址保护和利用的可持续性。各类辅助设施的建设使遗址展示更加系统化、人性化，游客体验得到进一步优化。可以说，耀州窑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为遗址增添了一道新的防线，可以有效捍卫遗址尊严，提升耀州窑遗址的社会形象。

　　“西安大明宫遗址公园，在实施了350万平方米棚户区的拆迁工程后，3.2平方公里的遗址区被全部腾空，接下来考古和保护、展示工作如同在一张白纸上铺开，无需做出任何避让，遗址保护工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这在多年前还是当地文物工作者未敢有过的奢望，如今却已借助考古遗址公园的设想变为现实。”孙晓峰说。

　　同时，耀州窑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有助于进一步实现遗址的社会价值。以往的经验表明，单凭宣讲和呼吁所能触及的范围和达到的效果十分有限。但让遗址以公园这种轻松愉悦的形式出现，可以有效拉近遗址同百姓的距离，使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的群众自发地走近遗址，感知遗址，热爱遗址。耀州窑考古遗址公园里就有着真实、生动的教材，所有参观者都是前来感受历史教育的学生。

　　不仅如此，建设耀州窑考古遗址公园有助于遗址保护进一步融入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耀州窑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为文化遗产保护投入寻找到了一种回馈社会的方式，不仅可以有效提升铜川市的文化品位，深化铜川特色，还表现在拉动内需、解决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改善铜川人居环境、丰富城市功能等诸多方面。

　　“耀州窑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还可以缓解遗址保护与城市土地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有机结合，使二者从以往的冲突关系转化为现实中的共赢。”孙晓峰总结说。

　　专家考古认为：耀州窑或为柴窑遗址

　　“柴、汝、官、哥、定”被誉为我国五大名窑，柴窑位居首位，最早见于明代曹昭《格古要论》。曹昭认为“柴窑出北地，天色青，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其产品“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柴窑产品的认定和柴窑的产地多有讨论，但囿于证据不足，至今未有定论，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中的一大难题。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耀州窑考古发掘工作的全面展开，五代耀州窑的地下堆积层展现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倒流壶等精美的耀州窑瓷器让一些考古人员浮想联翩，考古队的卢建国、禚振西等人根据耀州窑考古中发现的一些五代青白釉瓷器，就探讨过五代耀州窑青釉瓷的精品很可能是柴窑的想法。

　　1985年在郑州召开的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上，耀州窑考古专家禚振西在《汝窑、柴窑与耀州窑的几个问题》的论文中，明确提出耀州窑遗址出土的五代天青釉瓷器多，再加上没有其他的出土文物能够印证，这一论点没有得到古陶瓷学会专家的赞同。

　　近20多年来，伴随着大规模城市改造的进行，西安市的古陶瓷研究者在城市改造过程中采集到大量的五代耀州窑瓷器标本，釉色淡青、釉质晶莹，这些标本在耀州窑博物馆都看不到。民间收藏爱好者走街串巷，到处搜集这些珍贵的标本，把它们保存起来，为研究耀州瓷和柴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瓷器和标本与文献记载中的柴窑非常相似，引起了他们研究和探讨柴窑的极大兴趣。

　　2001年，《收藏家》第八期刊登了禚振西先生的文章《柴窑探秘》，再次阐述了1985年的观点，明确提出五代耀州窑精品瓷器很可能就是柴窑，她的观点得到了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考古与艺术研究所执行所长周晓陆的赞同。

　　2009年2月，《收藏界》杂志发表了王学武《解开千年之谜——柴窑》的文章，“色如天、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有些带有“官”字款的精美瓷器引起了陶瓷界的广泛关注。值得一提的是，文章中列举的许多五代耀州窑标本是白色的瓷胎。当年5月，经西安市文物局批准，陕西省成立了第一个民间柴窑文化研究机构——西安柴窑文化研究所。

　　近两年，陕西富平陶艺村“村长”徐都锋，在富平县城不远的地方采集了大量的陶瓷片，其中有不少五代耀州窑的标本。为了证实五代耀州、富平等地可以烧出白胎青釉瓷，他用当地的瓷土和釉石烧出了壁厚仅一毫米的青白釉瓷，说明五代耀州窑的白胎瓷器可能是用当地的材料烧制的。

　　民间的古陶瓷研究引起了中国古陶瓷学会的关注，中国古陶瓷学会在会长耿宝昌先后对耀州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文物机构收藏的耀州窑出土标本和瓷器进行了考察，还观看了西安民间收藏的一些标本，认为从不少方面看，耀州窑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柴窑似有某些相近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