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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报告】方敏儿：艺术圈中的香港积极分子（二）
2013-08-01 10:02:01 张婷婷
如果不做策展人 我一定做艺术教育
为未来策展 为青年策展
如果说“英雄本色”展体现了方敏儿策展理念中对“身份”的关怀，那么同档期开幕的“我有问题吗?”则提供了她策展中的另一条线索——为未来策展。
“我的展览都是希望为未来而做的，而不只是纯粹讲颜色或者是纯粹讲美术史，我不是这种人，我喜欢为当代艺术的未来找一个方向。”方敏儿说。
2011年在今日美术馆开展的“XXX——下一个十年的当代艺术”是最具代表性的展览。
“下一个十年的当代艺术一定是百花齐放的。”“XXX”展览里，既展出了油画、雕塑，又有摄影、多媒体。令方敏儿颇感得意的是她对油画的“特殊处理”，在近千平左右的2号展厅里，她有意把20多件油画作品满满当当得“挤”在了一面墙上。“不是一张隔五米再挂第二张，不需要，就要全部挤挤的，因为未来是很多艺术家都有自己的市场，但是要凸显出几个来很难。”
这种视觉效果，在她看来，刚好是未来油画在当代艺术中处境的比喻。尽管架上现在还是艺术市场的宠儿，但因为其本身二维的表现力局限，其主流地位必然会旁落。
《XXX——下一个十年的当代艺术》展油画区
青年是未来的主人。为未来策展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关注青年艺术家。“我有问题吗?”展展出的就是7位82后青年艺术家的作品。
不同于一般长者对青年艺术家摆出谆谆训教的姿态，方敏儿和青年艺术家的关系更像朋友。“我有问题吗”的参展艺术家吕东源告诉记者，在做展览前，方敏儿还问他对展览题目的看法。“‘我’是加双引号，着重强调好，还是不加双引号。……我们在布展期间会讨论各种有的没的，敏儿姐没有架子，会用舒服的方式给你提她对你作品的看法。”
给青年艺术家“指点江山”的时候，方敏儿有一个原则——不替艺术家拿主意。“我见过一些既做艺术家又做策展人的策展人，他们策展时会很主观，直接说‘按我说的改!这改怎么怎么改，那该怎么怎么改……’这忽略了艺术家的感受。”
“我也会提意见，但是一般是艺术家告诉我3个方案，我会跟他讲我更喜欢哪一个，为什么，而不是在这3个之外，再告诉他用第4个、第5个我提供的方案。”
方敏儿做过艺术家，知道艺术家的感受。
艺术不是纯粹做给别人看
大学时，方敏儿在香港理工大学学习摄影设计，画人像素描在全系数一数二，后来上摄影课拍片子，一直坚持摄影创作。毕业后，她到老师推荐的全香港第一家当代摄影艺术中心帮忙，这段时间，她既搞创作又做策展助理，用她的话说，“什么都试过，才知道哪个是我的菜，哪个更适合我。”
虽然最后放弃了做艺术家，选择了策展，但是玩过摄影、做过艺术帮助她在看到一件作品时，能够立刻看到作品试图传达的多个层面。
“我并不会像批评家一样照本宣科告诉艺术家你这哪哪哪好，我会直接跟他说，这个很明显，你就多做吧。”
方敏儿用直觉说话。
青年艺术家马玉江还记得第一次给方敏儿拿新作品看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2010年，马玉江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同年7月参展千里之行优秀毕业生展。他的巨形装置作品《看不见的面孔》摆在了美术馆一进门的位置，两件仿古木磙上用钉子钉满网络流行语，两条宣纸用佛香烧上主流网络媒体的标志，宣纸的20米长卷竖挂，好像直通天顶。学公共艺术的马玉江毕业创作很自然想到要探讨公共性，“我不认为中国存在哈贝马斯所说那种理想的公共空间，网络上常常众声喧哗，但实际上有多大影响力不得而知，往往沦为自媒体或者网友的自我陶醉。”他在展览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不过马玉江给方敏儿看的新作品不是这件，尽管两人是因为《看不见的面孔》认识的。“方敏儿看完展后主动联系了我，了解了一下我大学时期的作品。”
从接触当代艺术起，马玉江对它的感知就是要透过作品反映社会议题，“关注这块是重要的，但是我心里有隐隐的更想创作的东西。”毕业半年后，马玉江搬到了京郊的工作室，一个他口中“更能让自己静下心”的地方，酝酿出了一段影像作品《妈妈，我想离你更近一些》。视频里他平躺在床上，倒挂的燃香滴下的香灰滴在他的身上，他用这种方式来跟生死相隔的母亲对话。
“这件作品跟我之前做的截然不同，我做出来了心里真没底。它不符合当代艺术的主流，又很私密、个人，有点阴暗，我做完了都不好意思看，只知道这是自己想做的。”闭关半年的马玉江除了方敏儿不认识任何策展人，没底的时候他想到了敏儿。“没想到，拿给方敏儿一看，她就说‘好喜欢’，还说自己要收藏这个作品。”
方敏儿的直率给马玉江很大鼓励和动力，此后，马玉江把与妈妈的对话做成了一个系列，包括这次“我有问题吗?”的参展作品《给妈妈的信》和油画《与妈妈唯一的合影》。
方敏儿倒不认为她帮助完成了一个艺术家的创作转型有多么重要，她认为更重要的是，她告诉艺术家这样一个理念——“艺术不是纯粹做给别人看的，首先是做给自己看的”。
“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需要理清自己的童话或者经历中让他纠结、痛苦的地方。我一直都在跟艺术家沟通，创作对一个艺术家本人也是是一种释放，一个心理的自疗。”
“感动自己的作品，才会感动别人。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马玉江作品《看不见的面孔》，2011年，央美千里之行优秀毕业生展
马玉江作品《妈妈，我想离你更近一些》，2012年
马玉江作品《给妈妈的信》，2013年，“我有问题吗”参展作品
马玉江作品《与妈妈唯一的合影》，2013年，“我有问题吗”参展作品
如果不做策展人，我一定做艺术教育
方敏儿关注青年艺术家，其实背后有着更深的“历史成因”。
上大学时，方敏儿做义工，给上初中的孩子带艺术教育方面的课程，其中有个班是大陆概念里的“差生班”，成绩排名最靠后的学生呆在这个班里，而且没有继续往上读的机会。方敏儿教他们画画，还上过声乐课，感受着艺术的魔法在每个孩子身上施加的魔力。
“如果你用心体会，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可能因为文化课不好而自卑，但是做艺术，让他们快乐。”方敏儿说，从那时起，她骨子里就种下了艺术的信仰——“艺术可以让人变得美好、发现生命更多的可能”，而这个信念至今没有动摇过。
这也让她从香港到北京后，很自然地选择一份美术馆公共教育的工作，虽然很多人不理解以她的经验背景明明可以去拿更多的年薪，却在美术馆“守清贫”。
“我不图宾利、奢侈品的包包，有钱够花就够了。为什么我会留在美术馆，因为美术馆是做公教最好的平台，教育性的工作在盈利机构就难做了。”
与一般内陆机构对公教的理解不同，方敏儿眼里的公教并不只是教教小孩子，和当地社区互动，公教对她来说，有层次成系统。
去年央美主力策划的未来展，她负责公教活动的策划。她举办了艺术家驻留计划的讲座，促成了工薪族藏家宫津大辅和中国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的对话，还有更多艺术家现场导览的项目。“艺术家自我培训的层面，藏家与艺术家的层面，中外藏家的交流，艺术家和公众之间的交流，我都考虑到了。”方敏儿说，“让我觉得有意义的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在艺术中受益，而不是受利。”
宫津大辅（左）X栗宪庭（右），未来收藏与收藏未来讲座，2012年
图为方敏儿（栗宪庭右边）讲话
如果不做策展人，你会做什么?
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方敏儿，她答得不假思索。
“如果不做策展人，我一定去做艺术教育。”紧接着，她补充，“当然了，象策展一样，我肯定做的是有意思的有想象力的教育。”
方敏儿说，在香港谈做公益，就会有人笑话你矫情，因为公益几乎是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香港的慈善机构与学校合作，从小学起，学生就有固定的做义工的时间。来到大陆，方敏儿才觉得有必要把公益的概念传递给更多人。
“我又不是做形象代言，只要对身边的人有些许影响，就好了。”
二十岁出头，还上大学时，方敏儿搞摄影创作，曾把自己假扮成一系列观世音，坐在莲花须弥上，拍成一组作品。她还恶搞地制作了一张可以乱真的假报纸，报纸上刊载了对她“下凡”的报道和照片。
三十岁，方敏儿策了第一次严格意义上她全权负责的展览，展览名字叫“媚观世音”，其中序言写道：
“‘媚’古时可解作‘爱’，这里可解作‘爱’观看世界上的心音。……一直以来‘观世音’给予世人‘希望’，其实不同化身的‘观世音’可代表不同人心中的‘祈望’……”
虽然方敏儿说，在香港没有英雄的概念，但也许，她心里住着一个观音。
这观音用艺术的信仰，四两拨千斤地，度自己和度他人。
(责任编辑：张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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