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主推典藏、交易的大理国际影会，在经过了4年的不断发酵，在今年推出了画廊区，画廊参展数从去年的10家增加到今年的15家，交易额也从去年的四百多万元猛增至八百万元左右。虽然相较于当代油画或者古代书画、瓷杂项，八百万元也许不过一件作品的价格，但作为洼地的摄影收藏市场，这样的成交额无疑是对影像市场的有力推动。从上一届大理国际影会提出“影像看中国，典藏看大理”的理念以来，随着画廊参展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画廊在大理国际影会的商业生态中担当着怎样的角色?今年新开辟出画廊区，是否意味着中国影像收藏市场渐成气候?作为国内重要的影像交易平台，大理国际影会的商业模式到底如何?

　　“大理国际影会需要做的是非同质化的竞争。”鲍利辉说道。对于影像收藏如何植入摄影节中，鲍利辉与很多专家讨论过。他和第一届大理国际影会的总顾问艾迪·克曼在纽约谈论这个想法时遭到反对，艾迪·克曼认为“世界上的摄影节就是摄影节，博览会就是博览会”。

　　“我数了一下，去年中国摄影节有十五个以上，多一个摄影节也不多。但大理摄影节要做出特色。因为我是一个摄影家，清楚摄影师需要什么。在12年前，我的作品首次走出国门，被海外藏家收藏的时候，我清楚作为摄影师的那份喜悦。基于此，典藏成了我们的主打。大理国际影会要做成一个既包含摄影节又有博览会性质的综合项目，既有高端的学术展览，又有交易的内容。我相信，这样能实实在在地推动影像朝前走。摄影师需要有人来收藏他的作品，有画廊来代理，有机构来对他进行包装宣传。这样，他产生的动力将是无穷的，因为有的年轻摄影师还在卖血拍照片。”

　　这样一个既包含摄影展也包括画廊区;既有学术的高度，也有活跃的市场交易的影会，对于刚起步的中国影像市场，这样的方式是否具有“中国特色”?在全会华看来，因为西方对摄影的了解程度比较深，两者的区分程度比较高。但就亚洲影像的发展而言，摄影还处于教育的阶段，以亚洲人看作品和收藏作品的习惯，他认为最好是能够把这两块结合在一起，“当两者结合在一起，无论挑选画廊还是参展艺术家，如果比较谨慎，我想一定能够提高影会的水准，因为结合的模式在亚洲是很好的。我这次来大理，也看到一些不错的年轻摄影家，如果由画廊出面跟这些人接触，他们的机会就多了;对于画廊来讲，又多了一位可以代理的艺术家，这是互相的模式。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很好，不要放弃。另外，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推广摄影教育;还不成熟的摄影家可以借这一机会学习，画廊本身也是同样的情形。”

　　对于这样的模式，See+画廊的艺术总监画儿在接受雅昌艺术网专访时认更进一步地说到，“参与到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是，画廊作为专业机构，摄影家可以看到画廊展厅里的展览从装裱到布置是怎样的标准。如果国内的摄影师要进入市场，需要知道一些标准在哪里，作品最后呈现是怎样的，可以给他们做一些好的指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