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认真观看苏东平抽象绘画作品

    （以下“苏”=苏东平）

　　记者：您这次展览的命题是“法度瞬间”，“法度瞬间”涉及到绘画过程中形式规则以及创作自由的问题，您的这些作品是对绘画形式本身的探讨，还是一种思想情感的表现?

　　苏：我觉得展览就是艺术家的一个亮相，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 。“法度瞬间”是美术馆命的题，其实完全可以叫“苏东平抽象绘画”。用“法度瞬间”命题也有一定的原因，法度一般关系到绘画的基本原则问题，而瞬间更多的是我自己画中的一些东西，属于我个人的、创造性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展示给大家的。对艺术家来说，是不是应该向前迈一步呢?法度是遵循还是突破呢?我认为既要传承，还要突破。艺术中的法度有约束和指导的双重作用。艺术家在创作中既要遵循规律但也要有所突破。美术史我们要传承，艺术家可以不在乎，但没有文化的根也不行。

　　记者：您认为法度是必须存在的?

　　苏：必须存在，这也打倒了很多艺术家，世界美术史上很多画家在遵循法度的过程中自生自灭。在造型艺术中一个艺术家前进一小步就会很难被人理解，比如梵高、徐渭、八大，超越法度很难，而且付出一些个人代价。

　　记者：您毕业于鲁美，当时学校中学生绘画还是以写实为主吧?

　　苏：是。这跟当时的意识形态有关系，当时大家还没有摆脱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大家从事艺术的初衷也比较含糊。

　　记者：每个人对法度的理解不同，对您而言法度是什么呢?

　　苏：传统的东西、艺术规则、艺术理念、大家都认同的东西就是法度，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金山，基本上都在博物馆里。

　　记者：结合您个人的艺术创作体验，法度对您个人的意义在哪里?

　　苏：我也敬畏这些传统和法度，但是我也有自己的选择。我在大学教书教了20多年，发现美术史从文艺复兴到现代美术，很多有名望的和里程碑式的艺术家。如果要评选出10大偶像级艺术家的话，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同。我们或许站在大师的肩膀上才能看到远方。

　　记者：您父亲是书法家对吧?

　　苏：对

　　记者：那您父亲对书法的热爱对您产生了哪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苏：这可能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我父亲是写楷书的，他写魏碑、颜真卿、柳公权，不写张旭、怀素，一生遵循法度，传承了很多东西，可以说非常坚持，但也有很多遗憾。性格的不同决定了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遵循法度，决定了是不是更有愿望挣脱法度。这些跟愿望多少有关，我更喜欢怀素，更喜欢看张旭。我认为长辈对学生可以提示，但不能限制。

　　记者：您觉得您父亲的艺术追求对您有限制吗?

　　苏：有很大的限制，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很失望;他不理解艺术可以按照现代艺术的方法去做。他的教育、家庭、社会环境以及所身处的年代决定了他的艺术观念，可以说他的眼界没有完全打开。我们这一代人好一些，但跟现代年轻人比法度的紧箍咒还是多了一些，这也好也不好，一个艺术家要有很大的勇气去冲击才能往前走一步。

　　记者：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您要去超越限制和法度呢?

　　苏：这个很难解释，有着很长时间的心理累积，但根本上是因为内心真的有这种愿望和冲动。外在的因素影响很大，但一定是内在的因素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记者：当时超越法度是有意识的，还是自然而然的?

　　苏：自然而然的，从事艺术的目标跟自己的选择是有关的，但这又都不是选择的问题。谁不想当大师呢?但是随着自己艺术创作经历的增长，会慢慢发现自己是不是这块料，发现自己真正能够走多远，有人会明白一些心中很清晰，也有人不清楚，等着在这条路上牺牲，这跟能力什么的有很大关系，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

　　记者：您认为支撑一个艺术家能够不断创作的源泉是什么?

　　苏：因素有很多。这根内在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因为内在性格直接关系到艺术家的选择。创作源泉更多的不是物质，而是心灵的东西。社会上各种信息铺天盖地，这些信息会不会在你内心产生负面作用，这体现出一个艺术家内心的状况。梵高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典例，他的内心是很苦的，但他很倔强，很坚强。而且梵高的作品一般是小幅的，没有大画，这跟他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是有着巨大关系的。

　　记者：书法对您的的影响在创作过程中有体会吗?

　　苏：太有体会了，书法是我的语言。我是油画系毕业的，学的是油画专业，但又有很多东方书法的东西影响我，这是我的财富。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艺术家最后一定要走到现代绘画中，现代绘画不一定是抽象，也可以是具象。

　　记者：这一批作品的完成是有着一定的时间长度的，在这一批作品中能看出您风格的变化吗?

　　苏：这一批变化不大，有些小画是06年画的，所以这些作品总体时间跨度差不多10年，反映了这一段时间的状态，也算是一个阶段的总结。

　　记者：您创作的过程中，书法的形式美感有没有有意识地融入其中?

　　苏：书法的形式不是从画里找，实际上重要的是一种观念，对书法理解的一种观念。油画是可以重来和覆盖的，它是有形的，可以不断地重复、修改以达到某个标准，但书法不是这样的，书法不是描出来的，它是写出来的，写和描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颜真卿就很喜欢张旭的狂草，几次想放弃当官，退隐作艺术家，但他并不是为某一个达官显贵写碑文，而是更愿意写狂放风格的，能够抒发自己情感的，比如他的《祭侄稿》。

　　记者：一个艺术家会花费很长时间会去学习法度和形式规则，或许只有生命最后的一段短短的时间才开始绽放。

　　苏：是。比如说毕加索，他画《格尔尼卡》的时候是1937年，用艺术反对纳粹暴力，他是民族英雄和斗士，他画这幅画的时候就已经57岁了。他也不是少年天才，他也得熬到50几岁，看他的作品也是真感觉他越老画得越好，他是真的有才华。现在快节奏的年代，谁愿意熬那么久呢?

　　记者：“熬”这个字意味着什么呢?

　　苏：“熬”实际不是贬义的，熬的过程实际上是我就愿意从事这件事。做到这一点需要艺术家对生活要求低一点，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纯粹一点。这关系到一个定位的问题，有人问国内为什么不出大师，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国内凭什么出大师呢?凭什么那么快出大师呢? 这是个漫长的系统工程，得有眼界和相应的才华以及纯粹作艺术的时间，否则想走到那么个高度是不可能的。莫言和李安的成就是对中国人的一个很大激励，中国人有很深的文化传统，但是仍然有很多人迷失了。

　　记者：您认为传统文化如何跟油画结合呢?

　　苏：我觉得不应该强求，可以从中国文化中吸收一些养分，但有的人没有很多传统文化的积累仍旧可以做的很好。

　　记者：您觉得西方油画语言跟中国文化有冲突吗?

　　苏：没有冲突，各种文化都可以敬畏和了解，关键在于有没有真正打动你。这也是不能强求的，搞当代的也不能把古典打碎。

　　记者：实际上在中国当代油画界中，完全从事抽象油画的人不是很多，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苏：实际上我这批抽象绘画也只是这一段时间的作品，至于以后的艺术创作风格是不固定的。

　　记者：抽象主义绘画对您来说有什么表达上的方便吗?

　　苏：对我来说可能更加自如一些。大家的头脑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一部分人长时间思考是强项，比如哲学家;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的人是擅长瞬间判断的。我觉得自己瞬间判断的能力要更好一些。

　　记者：法度和瞬间的分别在您的画中分别是怎么体现的呢?

　　苏：颜真卿的祭侄稿一定不是个思考的过程，而是包含着血泪，浸透着浓烈的情感写成的。中国书法的顶尖作品是在喝醉的状态下完成的，我走的这条路，恐怕是瞬间的，抛弃了思考 用一种潜意识和无意识达到的高度。

　　记者：创作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很多?

　　苏：是，创作的过程需要发挥个人的潜能，我不愿意用语言形容绘画，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笑话，说得再好听也达不到那个高度，很多东西都是在画里的。

　　记者：您觉得您的绘画跟当代语境有关系吗?在您的作品中有没有表现出对当代问题的思考?

　　苏：我觉得没有。有人说，当代人一定要画当代画，但我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触及你是最关键的，我不刻意的表达什么，我只要天天去画室作画就够了，就是那样顺其自然。现代绘画史上一个画家从事绘画很多年，好作品也就那么几张。

　　记者：有很多人说绘画已经死亡了，比如杜尚也这么说过，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苏：杜尚可以说绘画死亡了，我也可以说，但他说的不一定对，谁也不是上帝，这只是一家之言。

　　记者：那您觉得绘画对一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苏：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让人热爱艺术，培养人的情操，提高人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