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成都双年展“水墨当代文化自觉与艺术潮流” 的研讨会上，德国汉学家阿克曼一方面指出他非常欣赏的中国当代水墨艺术家，一方面指出20世纪的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存在三个问题：一个是现实主义。中国所谓的现实主义实际上跟西方现实主义没有多大的关系，实际上是西方十九世纪的沙龙艺术，这是中国接受的所谓的“现实主义”。这个“现实主义”跟“文人画”应该是有一种绝对的对立的传统。文人画反对现实主义，很早就是在宋朝的时候，已经彻底说现实主义不能作为一种艺术表达方式。以后政治强迫中国艺术走现实主义的路是绝对把中国的水墨画破坏掉了，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思路，从那儿之后中国先锋艺术开始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要点可以用所有西方现代艺术、二十世纪发明的东西都可以用，他们也是毫无忌惮地用，什么都试过，什么多用过，就是用。水墨画没有这个能力，不可能，同西方当代艺术有一种基本的不同，所以中国水墨画八十年代开始创造先锋艺术，作为一种自己的先锋艺术。

　　第三个思路，现在比较流行的传统主义开始回到宋朝，一种避免现实，好像“中国性”是回到一个理想的想象出来的过去。这三个方向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都把水墨画看做一种材料和技术。我觉得水墨画的本质不是材料，也不是技术，我觉得水墨画的本质是写意。

　　这种写意是一种内在经验表达方式，直接地表达出来，是一种积累的，对自我、对自然、对社会、对现实的一种经验的积累。积累这种经验在这个知识之中是非常艰苦的过程，中国传统艺术当中叫修养，你没有这种修养没法把这个“意”写下来，这是为什么你不能随便拿一个西方流行的方式做一个自己的作品，这个跟水墨的本质是绝对不符合的，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这就是把他的这种意表达出来的结果，我们都要清醒。

　　阿克曼在与艺术家的对话讨论中同时提及：文化自觉、文化身份、文化焦虑、身份焦虑等问题，是中国独有的，或者说是中国才有的问题，西方没有身份焦虑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水墨”喧嚣尘上时，水墨已经不是水墨的问题，当代水墨也不是当代水墨的问题。在大国竞争的坦克碾向全球的时候，每个民族、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的竞争中必然要面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以及是否有向他国输出文化的可能，以此来确认本民族文化身份的独立性。同时，由中国画的概念向水墨，乃至向当代水墨概念的流变与转化，也是中国画在当代社会合法性的诉求。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时，以工业技术文明为主体的资本推力下“水墨”自然成为了这种社会力量的选择。

　　当代水墨艺术家朱伟讲到：“上世纪初我们急于给画了几千年的水墨画定位起名，是因为西方油画的进入。虽然明末清初已有传教士将油画带入中国，但并未引起国人的关注，意大利人郎世宁、潘庭章、法国人王致诚虽然在清朝的体制内画了多年，不但没影响了其他中国画家，还经常被人看不起，十几年下来反而受到中国绘画的影响，把手里的活儿变成了工笔油画。

　　直到清末民初五四运动，大批留洋回来学油画的艺术家办班办学，组织油画研究会，建立油画基地，油画考前班、补习班什么的，倡导西方美学，提倡扎实的素描基础严谨的造型技巧，人体写生，以及徐悲鸿和徐志摩关于西方现代画家评价的争论等等。这些是像利玛窦这样的外国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这样的西方画家在中国更本不可能也不好意思做到的。文化战争和军事战争不同，没里应外合这一说法，完全得靠内部自我接受最后自我瓦解取得胜利。为了和洋画相对应国画这词儿出现了，也为以后改叫彩墨画、中国画、水墨画什么的起了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