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时会将德国新表现主义想象成对于表现主义的推进，仿佛“新”赋予了表现主义全新的活力，让他们从坟墓中爬出来挥舞着拳头来抵抗美国人以及那些从来不绘画的艺术家。于是我们将架上绘画的胜利看作是德国对于美国的胜利，看作是画架下的幽灵卡住了钱袋子和艺评家的嘴，看作是画笔的一次巨大的逆袭。

　　而中国人看待新表现主义的艺术史却不仅仅如此，因为中国艺术家们与表现主义艺术持续纠葛了近一个世纪的。我们认为我们推进了德国的表现主义艺术，以不同于德国新表现主义的方式。我们的前辈学习着柯勒惠支，而我们通过“桥社”和“青骑士”去反对他们。最终青年获得了胜利。柯勒惠支被打倒了，成为了旧世界的幽灵，而改革开放的新世界必须也应当被新的艺术形态占领。

　　接踵而至的是对新的艺术形态的模仿和寻找，30年来，众多艺术家到了德国又回来，有些人受到了新表现主义的影响，有些人则修改和推进了表现主义。当罗中立、马路、谭平、毛焰回来的时候，人们发现一个混合两种影响的中国新表现主义出现了：直接受德国新表现主义影响的马路被认为是中国的新表现主义艺术家;而罗中立、周春芽等通过加入中国传统艺术技法和中国元素来调和德国表现主义的方法也被认为是中国的新表现主义。

　　《明星卫士之18》，A·R·彭克，1993年，木板丙烯，312 × 560 cm

　　于是评论家和策展人开始试图仔细思考中国新表现主义这个问题，思考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去找到中国当代艺术的父系、他的受孕者。不断的，作为新表现主义群体，基弗、伊门多夫、巴萨利兹、波尔克、彭克被作为导师引入了中国。一开始，就像我们经常看到那样，他们被当作如同文艺复兴或者印象派的老大师，被供奉在神龛上，让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进来供奉和致敬。后来，事情变的不一样了。

　　黄梅博士策划的展洲国际开园展《2013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当代艺术展》

　　策展人的野心开始膨胀了。我们需要的不是父系宗族的灵位牌，不是么?“回到中国，我们究竟是要创造一个文化的表现主义，还是一个对社会和历史承担责任的表现主义?”德国的新表现主义必须要被“穷尽”不仅是在理论意义上，更是在实际意义上。“对中国当代艺术受孕者要全面理解”。于是更多的艺术家被公开展出了，卡斯特利、施莱默、雷希特被带入到了中国人的视野中，我们才发现我们借鉴的那个流派不仅仅是文献，而是生动活跃，并自我繁殖演变的巨大群体。

　　《皮加勒区的毕加索》，卢西亚诺·卡斯泰利，1993年，布面油彩，160*100cm

　　《破晓》，科妮莉亚·史莱姆，2009年，混合材料，220 × 180 cm

　　《外国佬》，乔纳森·米斯，2006年，布面油画，260 × 185 cm

　　但是有些事情没有变，对于德国的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以及他们的继任者们，关于政治，以及对政治的反思和批判都必须通过强烈情感来表现。吕佩茨和伊门多夫绘画中的纳粹符号，巴萨利兹倒悬的鹰、基弗的纳粹军服都时刻提醒着艺术作为更深刻的存在对于政治应有的反思作用。或许我们也可以通过激进的政治表达去索要更多的艺术表现力，因为政治运动中的歇斯底里就应该用歇斯底里的绘画冷静的去反思。

　　《鹰》，巴萨利兹，1982年，布面油彩，200*250cm

　　批评家突然感到很悲伤，中国的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仿佛对政治不那么感兴趣。毛焰在画他的外国朋友，罗中立画的是乡下的农人，周春芽则是桃花、绿狗。而且更让人气馁的是我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新表现主义画派，每个艺术家都只从他的视角上吸收了新表现主义的营养，而这些营养更多是在绘画形式和技巧上。而关于政治，中国人恰恰与德国人错了一个节拍。

　　《耶稣家谱》，基弗，2006年，综合材料，200*150cm

　　当伊门多夫将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作自己政治梦的蓝图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默默低下头看着自己被打烂的双手。而改革开放，中国画家拿起画笔从新开始学习德国新表现主义的时候，政治什么的，又未曾出现过。对于中国画家来说，德国显得又陌生，又亲近。太多的政治感情上的纠葛可以让我们模仿着说上一句：“ 除了德国人/中国人，还有谁跟政治有着这么痛苦的关系。”

　　《永恒的怀恋》，伊门多夫，1983年，布面油彩，80*85cm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中国，艺术的一切都在发生转变，外国人说，现在的中国人，什么都可以买下来。于是博伊斯的艺术被买了下来，人们突然发现，既然博伊斯可以被买下来，那伊门多夫、巴萨利兹、彭克以及基弗，有哪个是不能被购买的呢?于是，中国繁荣的艺术市场让悲伤的批评家好受了很多。

　　艺术品交易网站ArtTact.com上的德国新表现主义大师专场

　　在艺术市场上，罗中立、周春芽和毛焰旁边就是伊门多夫、基弗和巴萨利兹，而因为营销上的考虑，后者往往还比前者便宜。仿佛艺术史的大门平等的向中国人敞开了，古元和李桦可从没想过自己的版画和柯勒惠支的版画能放在一起出售，而且是在中国的艺术市场上。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家突然间发现，如果要建立起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谱系，来点他们的父兄也不是什么突兀或者遥不可及的事情了。

　　当我们仔细思索德国新表现主义以及中国新表现主义，当然，还有架上艺术在当下的表现的时候，艺术家考虑的是形式，批评家考虑的是灵魂，而收藏家考虑的是谱系。但不管怎样，艺术史需要通过“穷尽”进入到理解。更多的德国新表现主义艺术家通过展览或销售被引介到国内，对于反思和理解中国新表现主义，反思和理解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德国的影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毕竟我们将继续与德国，与德国新表现主义纠葛下去，因为从感情上讲，我们欠德国人很多。

　　作者：徐润泽(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