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在鉴定书画

　　启功(1912—2005)是一个诗书画兼擅的学者，不仅在书画界影响甚巨，在书画鉴定界，也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作为书画鉴定家的启功，在现代书画鉴定学方面居功至伟。他自己认为，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著的事业便是书画鉴定。

　　薛永年在撰文中将20世纪古书画鉴定名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出身于书画收藏家或书画市场从业者的专家，如张珩、徐邦达和刘九庵;第二类是出身于画家而兼学者的书画鉴定家，如谢稚柳和李霖灿;第三类是出身于工书擅画的学人或博通文史的文化人，后来才成为著名的大学教授和文博界享有盛誉的鉴定专家，如启功和杨仁恺;第四类是出身于艺术史教育的学者型书画鉴定家，如方闻、傅申和傅熹年。这种分类法虽然未必全面，但却首次对20世纪活跃于中国书画鉴定界的名家进行分类研究与总结，其开创意义不言而喻。薛永年先生将启功归结于“工书擅画的学人或博通文史的文化人”，显然是极为贴切的。从启功从事书画鉴定的历程中可清晰地看出此点。

　　从事书画鉴定者，客观上大多须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要有老师指点，示人以门径;二是要有机会看到大量的真迹，这样才有可能做参考比较。启功自然也是如此。

　　启功最早的书画鉴定的老师是贾羲民。贾羲民原名尔鲁，又名鲁，原以新民为字，后改为羲民，北京人，擅长书画创作及书画鉴定。据启功先生回忆，年未及弱冠，启功便随贾羲民到故宫观摩历代书画，贾老师常常当场为其讲解一些鉴定、鉴赏的知识，“如远山和远水怎么画是属于北派的，怎么画是属于南派的，宋人的山水和元人的山水有什么不同等等”。在启功看来，“这些知识和眼力是非常抽象的，只靠看书是学不会的，必须有真正的行家当面指点”。正是有贾羲民这样的“行家”指点，才为启功从事书画鉴定打下了基础。启功19岁时，经贾羲民介绍，他向吴镜汀(1904—1972)学画。在习画过程中，从临摹古画开始，并从吴氏处临习古人的笔墨技巧，“观看古画时，某件真假，先生指导，必定提出根据”，“每见某件画是仿本时，先生指出后，听者如果不信，先生常常用笔在手边的乱纸上表演出来”。这样的学习经历，不仅提高了启功的用笔技法能力，对日后的书画鉴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1988年12月，启功（前排左四）与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九庵（前排左一）、杨仁恺（前排左三）、谢稚柳（前排右三）、苏庚春（后排左五）等在广州鉴定书画后留影

　　此外，北京琉璃厂的字画专家也是启功先生私淑的老师。在这些专家中，对启功影响较大的有苏永乾和李孟东。苏永乾(1888-1963)，字惕夫、惕甫，河北深县人，在北京琉璃厂开了一个叫“贞古斋”的书画店铺，启功常去其店铺看画，并得其指授书画鉴定的秘诀，直到晚年，启功先生还保存着从该店花四元钱买来的清代雍正年间朱琳所画的《黑鸟老等》，启功先生认为是对苏永乾先生的最好纪念。苏永乾先生有个儿子名叫苏庚春(1924—2001)，后来也成为著名书画鉴定家，与启功同为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长期供职于广东省博物馆，是笔者的书画鉴定业师。李孟东(?—1988)为河北衡水人，曾为琉璃厂隶古斋的学徒，后与人合开了经营碑帖的“二孟斋”，1956年公私合营后做了宝古斋书画门市部副主任。启功常去他的店中，时间一长就成了知己。李孟东经常告诉启功先生哪些碑帖好，哪些不好，这对于求知若渴的启功先生来说，自然获益匪浅。启功认为，“要搞好鉴定工作，必须善于向一切懂行的人学习”。启功正是不断地向苏永乾、李孟东这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懂行的人”学习，才使他的书画鉴定知识不断丰富和完善。

　　在书画鉴定生涯中，启功与故宫有着不解之缘。据启功《故宫古代书画给我的眼福》记载，启功和故宫的翰墨因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故宫丰厚的馆藏及不定期的展览为启功鉴定书画提供了学习的范本，这也是他在后来走上书画鉴定的重要基础;二是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文献馆馆长的沈兼士(?—1947)聘请启功为专门委员，在文献馆整理资料和在古物馆鉴定书画。在启功参与的几次为故宫收购古书画的鉴定会中，“不仅饱了眼福，还可亲手展观翻阅，连古书画的装潢制度，都得进一步了解，同时又获闻许多老辈的议论”，因而“比若干年前初在故宫参观书画陈列时的知识，不知又增加了多少” 。这种难得的经历成为启功书画鉴定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启功部分著作书影

　　1949年以后，启功继续留任故宫专门委员。国家成立了文物局，请来张珩(1915—1963)、韩慎先(1897—1962)、谢稚柳(1910—1997)、徐邦达、朱家济等任鉴定专家，启功亦和他们一起参与书画文物的鉴定工作。1983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全国书画巡回鉴定组，谢稚柳任组长，成员有徐邦达、启功、刘九庵(1915—1999)、傅熹年、杨仁恺(1915—2008)、谢辰生，负责全国各地文博单位的书画鉴定工作。这项工作长达十余年，鉴定组先后到全国各地博物馆、美术馆、文物商店等鉴定各个时期书画文物数十万件，后来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书画目录》(14册)、《中国古代书画图目》(24册)和《中国绘画全集》(30册)等卷帙浩繁的书画目录与学术图录，这在中国古书画鉴定史上，可谓史无前例，影响深远。美术史学者薛永年对这次规模宏大的鉴定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一活动，为鉴定名家在实践和交流中发展书画鉴定之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使他们既拓展、加深了对书画鉴定之学的研究与著述，也带动、促进了新一代的成长”。显然，这种评价切中肯綮。启功是这次鉴定活动中的中坚力量，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

　　1986年，启功被任命为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据启功回忆说，这个职务使其“负责鉴定的范围更宽了，不仅包括书画，还包括出土文物及古籍鉴定”。这个在文物鉴定界最高的荣誉一直伴随着启功走完他的人生历程，使他和其他几位书画鉴定家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书画鉴定界的泰山北斗。

　　在晚年的学术生涯中，启功还参与了对王安石书《楞严经要旨》、宋代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北宋何子芝造金银字《妙法莲花经》、文天祥墨迹手札、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出师颂》和《淳化阁帖》等名迹的鉴定工作，为其鉴定历程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书画鉴定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重实践。在现代科技还不能代替目鉴的时代，鉴定家的主观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还对鉴定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怎样使主观经验变得更为客观，使专家的目鉴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就需要鉴定者借着其他的辅助依据进行深入的考证并得出相对公允的结论。启功就是在这样的主观经验之外，侧重于辅助材料的挖掘和疏理，并尽可能地使得出的结论深入到历史真实的核心。当我们在阅读他的书画鉴定学理论及其和他一起分享鉴定心得时，不能不为他的这种严谨的治学与笃实的作风肃然起敬。

　　书画鉴定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边缘学科，长期以来并未在学术界引起足够的重视，在现代学术史上也是可有可无的学科门类。由于启功及其他书画鉴定家的学术建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学术格局。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启功在书画鉴定学方面的成就，其意义要远远超越书画鉴定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