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东方博物馆的专家运用“陶瓷迹型学”方法鉴定文物

    从雷人藏品迭出的冀宝斋，到近年来频频曝出的文物造假事件……古陶瓷鉴定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领域：一方面，文物造假技术的突飞猛进，让不少赝品“以假乱真”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古陶瓷、古书画鉴定长期以来依赖“眼学”，缺乏科学、理性的“铁证”，始终困扰着文物鉴定界。

　　近日，一项旨在寻找古陶瓷“DNA”身份认证的研究在广州番禺对外发布。该项目由广州番禺博物馆和广州东方博物馆联合进行，双方组建的“东方陶瓷迹型物证研究中心”，在位于广州亚运城的东方博物馆挂牌成立。东方博物馆馆长周勇认为，这一崭新的陶瓷鉴定方法，或许会更容易得到普及。对此，南方日报进行了深入采访。

　　通过DNA鉴定古陶瓷？

　　文物造假技术的层出不穷，让赝品“以假乱真”，最著名的一起文物造假案例是上世纪90年代，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上出现了一批陶俑。在这之前，有北魏大墓被盗的传言，专家鉴定这批为真品北魏陶俑，结果，中国历史博物馆花了80万元，故宫[微博]花了10万元收藏这批“假文物”，闹了一场笑话。

　　“中国传统的文物鉴定，一直是讲感觉的经验性人证，得出的鉴定判断在逻辑上是或然性的，总会说‘应该是、可能是’;但讲科学物证得出的鉴定判断应该是逻辑上的实然性，即‘它就是’或‘它就不是’。”周勇说。

　　审美可以讲感觉，但鉴定一定讲证据，而且要讲物证。为了找到陶瓷鉴定更科学的方法，周勇带领的东方博物馆团队与番禺博物馆一道展开了持续数年的研究，逐渐建立了一套“陶瓷迹型学”体系。“陶瓷迹型学研究，主要是研究陶瓷风化的痕迹。好比公安系统破案依靠指纹、弹道、DNA提取物证破案一样。”周勇说。

　　国内的文物鉴定长期以来依靠“眼学”。但在文物造假技术发达的今天，与赝品博弈，传统“眼学”也许并不够，在这样的情形下，周勇的团队把眼界深入到微观，用600倍的光学显微镜拍摄瓷器釉层表面，对釉层的结构、组成以及和外界关系等层面“取证”，然后从风化学理、釉层变化机理上寻找瓷器“DNA”，期待给文物定真伪，给陶瓷鉴定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鹰眼”的证据。

　　借助科技进步，东方博物馆的美国研究员马士宁，研发了瓷器三维拍摄方法。他认为，让瓷器釉层表面造假的痕迹，在三维立体拍摄技术下，可以轻易地被外行“一眼识破”。

　　普通人也可鉴定文物？

　　作为广州面积最大的私立博物馆，东方博物馆这次与公立的广州番禺博物馆联手推动研究，是否会掀起古陶瓷鉴定的新一轮革命?

　　以往的历史证明：民间过去是将来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主力军。“私立博物馆面临很大的竞争，它们如何能真正立足、生存?其中一个生命线就是靠公信力，要确保博物馆里的藏品是真的。”周勇告诉记者，公立博物馆大部分藏品来源有序，因此鉴别文物真伪的压力不大，但对于私立博物馆来说，鉴别文物真伪就成了一道“生死线”。

　　对比河北冀宝斋博物馆中造假文物引发的波澜，如何防止假文物流入博物馆，成了像周勇一样运营着私立博物馆的文博人士最为担心的问题。

　　广州东方博物馆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整个建筑简而不陋、藏风纳气。当中陈列了周勇以及广州一些收藏家的600余件藏品。

　　为了寻找私立博物馆赖以生存的根基，为了把真品文物传承下去，周勇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陶瓷鉴定研究。直到创立“陶瓷迹型学”这门新学科，他开始看到一丝曙光：私立博物馆或许能带动文物鉴定，塑造私立博物馆的公信力。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开始被广泛地应用到古陶瓷鉴定中。但周勇表示，当前的科学鉴定方法都有局限性。如：X荧光成分测定法，只说是成分相符合，却不能直接断代。再如“热释光测年法”，这是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同的一种科学鉴定手段，但会对样品有破坏性，因为要钻下一小块进行测定，较薄的瓷器就无法测定，钻穿了的瓷器会失去经济价值。测定的年份一般含有正负100多年的误差，有的瓷器热释光弱不适合热释光技术测试。同样，碳14技术测定的年份误差更大，难以精确为瓷器断代。

　　周勇认为，“陶瓷迹型学”借助迹型物证为瓷器验明真伪;再借助专家的眼睛以器型、纹饰、胎等作为依据为瓷器断代，古陶瓷鉴定的许多难题就可能“迎刃而解”。

　　配合“迹型学”创立，学术团队历时数年的第二本专著《元青花迹型研究与物证鉴定》也将在年底出版。“千百年来，陶瓷鉴定知识一直都是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方式。而《陶瓷迹型学概论》提出的新体系更便于普及，普通人学习一段时间后也能练就鉴别文物的‘火眼金睛’。”周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