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书画印的文化思考
2013-09-10 14:31:20 徐利明
实践与思考
中国的文人艺术发展到明清时代,逐步形成了诗、书、画、印四结合的模式,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产生了很多的大师、大家,并且蔚然成风,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些文人艺术家在诗、书、画、印四个方面有的可谓全面达到很高层次,也有的在全能的基础上有所侧重,某一、二项很突出,这方面的文化现象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
不必“三绝”,但须“四全”
在现代文人书画家里面,比如启功先生和林散之先生,不仅诗、书、画兼善,早年都搞篆刻。最具代表性的,可以作为标杆性的人物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在这四个方面可谓兼善。过去潘天寿先生给中国画专业的学生讲课时就强调:“中国画家不必‘三绝’,但须‘四全’”。这是他在教学过程中明确提出的观点,也是他的教学目标。
诗、书、画、印分属不同的门类。诗属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在古代要使之流传,须借助于手书或刻本。书、画、印是造型艺术,是线条的艺术。书、画、印三者的关系,书法是根本,由书法可以延伸到篆刻和中国画。南京艺术学院在过去没有书法专业的时候,我教的是中国画专业的书法篆刻课程,我们经常在教学中强调这样一个道理:什么叫中国画?中国画就是书法基础加上造型能力。书法解决中国画的笔墨问题,写生解决中国画的造型问题。如若两者兼备,中国画就能画好,当然还有一些细小的方面,但这两者是关键。中国画的笔墨表现技巧对于书法的依赖是不可回避的,所以说书法是解决根本问题的。篆刻更是如此,篆刻本身刻的就是汉字书法,篆刻其实就是书法加上雕刻技巧。古人讲:“方寸之间别有天地”。罗忐子先生在讲到篆刻时有一句话很精彩:“方寸可见宇宙”。之所以有宇宙之说,是因为在篆刻作品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胸襟、思想、情怀、审美、趣味等。
腹有诗书气自华
思想境界高的艺术家看问题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的。一般人所看到的往往是表面上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技巧,却看不见深藏在此后的精神的东西。一个艺术家光靠技术上的钻研是不够的,他要在尝试其中,甚至是一生中不断地陶冶性情,涵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尤其是文学,要多读好的诗文。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非常经典,读书读多了以后你的气质性情自然而然就富有涵养,而且这种涵养会反过来作用于形式技巧,使之不落入俗套。这种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且是没有办法量化的,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可以感受到的,这就是精神的东西。书、画、篆刻必须要有诗魂,才能具备无穷的感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使你作品能够耐看的根本原因,那些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为什么能使人百看不厌?就是因为它具备这个东西。这里面包含了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下来的精华的认识和理解,对你的胸襟、思想、性格、情怀起着内在的建设性作用。
为什么一些展览看一张就够了,看一遍就够了,就是因为缺少内涵。当今快餐文化盛行,看一遍就够了的东西也就盛行,倘若快餐文化继续蔓延下去成为主流文化,民族的文化就岌岌可危了。
一个艺术家如果将自己的目标定在“诗、书、画、印”四个方面皆有建树,那就需要长久下工夫,而且是综合性的工夫。一方面需要有才气,一方面需要勤奋,两者缺一不可。现在的书画篆刻家要有这样的认识才会有远大的未来,不能局限于过过酒足饭饱的小日子,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而且这些理想、抱负是为了完善自我,而不是为了其他什么名利的东西。否则,是成不了真正大器的!
谦虚是艺术家真正的底色
林散之先生在世的时候,我当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篆刻1983年获得全国评比一等奖,书法自1980年参加第一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后经常参加各种全国展事,我的朋友就劝我加强宣传,他们说:“你出道那么早却不喜欢宣传,有些不如你的人却搞得名声很响。”而林老却告诫我务必要潜心做学问,不要跟一些不好的风气学。林老说这些名全是浮名,不要被社会浮躁的风气所影响。林老的话给我很深的影响。我由此又想到了另一位老师启功先生,很多沽名钓誉的事情找到他,他能躲则躲,挤出时间做自己的学问。陈大羽老师也是平时要么看书,要么写字、画画、刻印,总之见到他的时候很少是闲着的。这些老先生之所以能将自己的艺术锤炼到高超的水平,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其中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教给人的是谦虚。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现在一种不好的风气是某某艺术家、某某大家、某某知名学者的帽子满天飞,随便戴,而真正踏实做学问的不多。这种风气很坏,把中国人优秀的品质丢了。我认为沿着自己的理想努力,把自己的才气和能力发挥出来,是做事、做人的基本要求。“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低调而不虚伪,这是优良品质。在事业上做出一些成绩来,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值得吹嘘或自满的!如果没做好,反倒应该自责。我们应把中华传统文化中谦虚谨慎的优秀美德发扬光大。
融会贯通,“化合”升华
我的几位老师,虽然在诗、书、画、印方面各有各的味,但是他们在传统文化方面的根基都很深,而且也很全面。从我的启蒙老师田原先生到启功先生、林散之先生、沙曼翁先生、陈大羽先生,到我攻读博士时的导师林树中先生,甚至我在攻读博士生期间教我文物鉴定的徐邦达先生,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影响着我,使我学到很多的东西,这些都是丰厚的文化熏陶与涵养,对我影响很大。
老师水平高、境界高,对学生就会产生好的影响。这些影响一方面是艺术思想和创造力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人格、精神、品味的影响,。他们都是在现当代文化史、艺术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我在青年时代能得到那么多杰出的老师指导实在是我的荣幸,所以我很珍惜这种学习经历。在我的书法、绘画、篆刻中努力将这些老师的东西融会贯通、化为己有。我的体会是,在学习中,不只是要抓“法”,更重要的是透过“法”抓住其“理”。学一个老师像一个老师,这仅仅是停留在“法”的层面上的学习,没有入“理”。我们所追求的应是能将所学的东西加以“化合”,而不是“凑合”。“凑合”是生搬硬套,“化合”才能融为一体,这才是高明的学习。
谈到作诗,启功先生在1978年赠给我他的手迹影印本《诗文声律论稿》,我从那时起开始正式学作诗,并经常请教启功老师。在南京方面则经常向林散之老师请教。外出采风的时候,我喜欢有感而发地作些诗。我不喜欢无病呻吟地、完成任务似地或应景性地去作诗。诗性不上来就不作,就像写字、画画一样,兴致高的时候才动笔,这样才能使才气灵感迸发出来,渗透到笔墨里去,搞篆刻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是我的基本创作方法,也是我搞创作所讲究的状态。
我在教学中提出的“五体与篆刻全能,巨制与小品兼工,学识与功力并进”教学目标,不少学生可能一时并不能做到,这是因为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限制,自然不可强求。因为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所以在教学中也这样要求学生。相信这种塑造自我的过程虽然是漫长的,但集毕生精力来努力实践,一定能实现这种塑造自我的理想。
我觉得中国传统文人艺术家的模式最能够集中地高度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我不赞成现在搞那种非常非常专的专业人才的培养,尽管我们现在分学科,但是要想在学科里面达到那种高尖端的层次的话,必须走综合学养这条路。我们培养高尖端的书法人才,光会写字,光会弄那么一点笔墨技巧、幅式章法是不行的,需要广博的学识、高超的思想境界、博大的胸怀。并且将这种气象渗透到书画的笔墨里面去,渗透到篆刻的刀法里面去,唯有如此,才能使书法的境界浑厚起来、充实起来、博大起来,不能像写字匠那样,那不是真正的文人书法家所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从上到下都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好时期,作为真正的书画艺术家更应注意提高综合学养,提高文化品质,为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自己的努力。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程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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