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侨胞林祥雄先生，少小去国，一生坎坷，但靠艰苦不屈、坚忍不拔的生活奋斗与事业奋斗，由一个流浪孤儿，成长为一位著名画家，同时又是作家和实业家，令人钦敬。

　　我对美术是门外汉，过去，和林先生又素昧平生。这次画展，是他首次在自己祖国举办的个人画展。展前，他托人转告我，要我对他的画展先说几句话，大概并不是因为我能否对他的美术作品进行中肯评介的原因。恐怕同如下原因有关：作为画家，同时也作为作家，他期望通过我而加强同祖国内地文艺家的互相沟通与了解，此其一；其二，无论为画为文，林先生都是在繁忙商务活动之余进行的，而其近几年来的商务活动又都是以一颗热忱爱国之心，期望为祖国繁荣振兴能有所奉献而进行的，并且对我的家乡——山西省的经济振兴着力更大一点。如他所说，甚至认我为“老乡”（其实他的籍贯是广东）。其三，也许又如他所说，他在文艺观上赞同我的许多观点。鉴于上述原因，我虽受之有难，但却之又不恭，何况我读了他的一些美术与文字作品，以及有关他本人的一些文字材料后，也对他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那民族自爱自信自尊之心，更产生了一种血浓于水的亲切感呢？因而也就勉为其难，要践约说几句话了。

　　阅赏林先生这次展出的中国画作品，作为美术门外汉，我有如下几点突出印象：

　　一是他作品的民族“根”性。他的中国画作品，从布局与内容以及技法上看，已不是那种传统的“国粹”，但那气质、气派、气韵，以及作品本身透射的那种“文以载道”创作思想，依然是中华民族性的。这在一位浪迹海外、长期生活在西方或西化社会中的画家身上，能做如此努力与坚持，不忘民族之根并扎稳民族之根，实在难能可贵。这对我们国内文艺工作者，也是一个很好的启迪。

　　二是他作品的现实“贴”性。这里所谓“贴”，是贴近生活之贴。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时代，是他的中国画作品一个突出特色。画家利用国画这种艺术形式，表现的都是当代社会与生活的全新内容。同时，这种贴近性又不是自然地描摹生活，而是洋溢着一种历史的审视与批判意识，洋溢着一种艺术家对社会对生活负责任的良知与良心，洋溢一种理想主义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假丑恶的鞭挞，洋溢一种对民众的深挚爱心。令人感动。

　　三是他作品的革创“新”性。新，以我看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内容上，引现代生活内容入画图，如我前面所述，此处不赘。二是技法上，把写意与写实有机结合，实中有意，意中有实；运色上更是大胆匠心独运，冷峻的主题与题材，竟施以大涂大抹的暖色，既给人一种新鲜新奇感，也透露出一种“化腐腐朽为神奇”的理想与信心力量，即使批判意识也显得热情奔放而充满希望；同时还吸收并改造西洋某些表达手法，令他的中国画，既立足传统基础，又表现了时代的崭新风韵。

　　四是他作品的感染“力”性。我在赏读林先生中国画作品时，常常产生一种“动力”之感，我想这是他作品的感染力在起作用。但我又想，这种“力心”究竟在何处？想来想去，觉得如前面三点所谈到的火炽而深厚的民族性气质、正确而深邃的思想性显示、新鲜而高超的艺术性表达，可称为三大力源。但又一想，实际上归根结蒂在一点，即画家本人的人格力量。文学作品也好，美术作品也好，要能动人心魄、产生良好社会效益，就因为那是作家与画家的人格力量的艺术性表达。这种人格力量，是艺术家的一种综合素质力量，其主要组成部分是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的强烈与正确，认识生活的深刻与广泛，艺术造诣的高超与深厚等。我以为林先生正在具备着这种力量。

　　以上说的都是好话，但毫不讳言，我赏读这次画展作品时，也产生过一些别样之感，比如有些画虽表现强烈“人格化”情绪，但作者画人物却极少，即使有，其人物情绪的表达远不及人格化的鸡、雀、树等有味；有些画的思想性过于直露，而艺术性表达不力；有些画的技法运用，对我来说难以作适应性欣赏等等。这种感触，可能是片面的，因为我同林先生虽是民族同胞，但毕竟生长在不同生活与文化背景中。但我也敢肯定，林先生必定还有他走向更成熟的长远而光辉的道路。美术家和作家不太一样，是越老越“老当益壮”，而林先生尚年轻，才45岁。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纯属门外文谈，权当引玉之砖。预祝祥雄先生画展成功！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马烽

1990年7月18日于北京

　　马烽简介：

　　马烽（1922--），原名马书铭，山西孝义人。少年时家庭贫困，依靠奖学金在县立高小就读。1937年冬，因日寇入侵而辍学。次年，参加抗日游击队任战士、班长、宣传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赴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开始接触新文学作品及外国文学名著。1942年9月16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处女作《第一次侦察》。

　　1944年以后，曾任《晋绥大众报》编辑、《抗战日报》副刊编辑、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总编辑，致力于文学通俗化、大众化、，整理发表了不少民间传说和故事。

　　1945年春，与西戎合作，以晋绥边区第四界群英会上的典型人物和事迹素材，创作了章回体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颇受群众喜爱，得到很多赞誉。1947年参加土改后调任晋绥出版社总编辑。1949年，参加首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1年参加筹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在所内一面工作，一面学习。1954年，与西戎再次合作，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1956年以后，除担任山西省文联和作协领导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在农村深入生活，并兼任汾阳县委书记。得到广泛好评的短篇小说《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以及优秀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1964年，还发表了长篇传记小说《刘胡兰传》。

　　1976年后，曾参加党的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以新的创作热情，发表了一批短篇小说。其中《结婚现场会》曾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近年来与孙谦合写多部电影剧本。《泪痕》、《咱们的退伍兵》两部影片获文化部优秀电影奖和百花奖。

　　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