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艺术中心 展览现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尤其是对于商人这一社会身份的轻视更是罄竹难书。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曾在文章中介绍：早在管仲时代，给百姓的分级就是“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经商是末业。汉朝刘邦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一幅，不能乘坐华丽的车骑，而且抬高租税，并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从政。这一传统在此后中国历朝历代中稍有缓解，但从根本上没有改变。

　　“轻商”的表现和内涵非常丰富，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意识形态的、有文化传统的。这样的社会文化传统也体现在刚刚起步15年左右的中国艺术市场上。国人目前呈现出的艺术品消费现状似乎与国际艺术市场不太一样——很多中国的艺术品消费发生在藏家之间，或者艺术家和藏家之间，这两种买卖关系也经常在拍卖行中发生。作为艺术商人，画廊在艺术市场发展的过程中面一直面临着种种困境和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中积极寻找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各种对策。

　　中国画廊一级市场的先天弱势

　　从国际艺术市场来看，画廊作为一级市场，是艺术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画廊在中国的艺术市场中却始终处于弱势。太和艺术中心负责人贾廷峰曾在文章中说：“画廊是艺术产业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承载着艺术品生产者(艺术家)和艺术品消费者(收藏家)的枢纽工程，也是发掘和培养优秀艺术家的优渥土地，画廊理应是具备艺术产业相当话语权的一方……画廊是艺术行业中的最弱势群体，中国的拍卖行和画家一年赚一个亿的大有人在。但我敢说一年能挣一个亿的画廊一个都没有。为何如今却是沦落到此等境地，这迫使我们分析和反思。”

　　中国艺术品消费的畸形形态与中国画廊一级市场的先天弱势息息相关。据亚洲艺术中心负责人李宜霖介绍：“在西方比较成熟的艺术市场及经济制度下，西方画廊通常是与艺术家共同成长，甚至先于艺术家发展。但在中国，专业画廊始于当代艺术的兴起，而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显然比中国的画廊业的发展更早。”

　　在专业的中国画廊成长起来之前，中国的艺术家很早就学会了怎样应对国内外的藏家、媒体。加上以往的中国传统的艺术品收藏的习惯大多建立在艺术家和收藏家之间，中国收藏家自然习惯于首先来到艺术家的工作室参观、购买。在这一习惯基础之下，即使如北京798和草场地艺术区的专业画廊越来越多，很多艺术品消费者在有机会认识艺术家的情况下，还是更愿意从艺术家手中购买作品。

亚洲艺术中心负责人李宜霖与艺术家张国龙及藏家合影

　　期待契约精神

　　在长期的“轻商”文化背景下，和中国其他行业市场一样，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交易与合作都缺乏时间和经验积累出的行业契约精神。一些画廊工作人员透露，有些缺乏职业操守的艺术家，即使在与画廊达成全权代理的合作协议之后，还是会私自以低于画廊价的价格出售艺术作品，不止私自出售给藏家，还私自送拍。“有些画家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碍于画廊合约的束缚，甚至将新作的款识写成数年前甚至十多年前以跳过合约的有效期，然后再送拍。画廊即便知情，也于事无补。”贾廷峰说。

　　面对艺术家私自卖作品的情况，画廊应对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亚洲艺术中心负责人李宜霖介绍：“我们非常乐意让艺术家和客户见面交流。如果说艺术家和客户建立联系之后他们单独交易，那么我们从此就清楚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这两个人打交道了。”

　　除了和艺术家要签订合作的合同或协议以外，面对国内一些客户买到作品之后很快送拍或倒卖的状况，为了保证艺术品在艺术市场中的价格秩序，画廊通常还会和客户签订几年内不可出售作品的协议。“如果这个客户买到作品之后很快送拍，那么下一次，我们宁可以低一点的价格卖给一个真正的藏家。”李宜霖说，“随着经验的积累，我们也逐渐了解到什么样的客户是真正的藏家。那些会真实考虑到作品拿回去之后摆在什么位置的客户，是真心喜欢作品才买的。我们也会给他们建议作品摆放在什么位置会有更好的效果，还会请他们把作品摆好后发给我们一张照片做记录。”

798艺术区

　　画廊业的困境与问题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随着经济大势的变化，艺术市场也难免起起落落，能否在市场波动中维护代理艺术家作品的市场，考验着画廊的经验和实力。“有时我们必须把客户拿去送拍的作品再买回来，以维护这个艺术家的市场价格。”品画廊负责人金秀花说。在市场价格波动中，那些没有意识或实力维护好某位艺术家作品的价格，导致藏家手中的作品掉价太多的画廊，也难免遭到藏家的非难。

　　画廊经营之难，同国家政策的倾向性有很大关系。从税制问题来看，有媒体调查报道称：“中国画廊业发展至今，身份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一家新开的画廊首先要去工商注册，然后他将发现在工商的目录里，画廊没有像百货公司、工厂那样单独列项，只能屈身在“工艺美术”这个类别。这样的身份决定了画廊需要和古玩店、字画店一样按照营业额交税，对于代理代卖艺术家作品的画廊来说，这样的税制显然是无法承受的。”对于那些全年营业额在80万元以下的画廊，目前采用包税制，即只需要交3%至4%的税，然而全年营业额一旦高过这个数目，至少需要交三个税：首先，从艺术家家里拿画，需要帮艺术家交个人所得税，艺术家因为已经让利给画廊，所以一般情况下这部分个税是不愿意再另外承担的。然后，画廊将画卖掉，需按照营业额交17%的增值税，剩下净利润还要交企业所得税。重重赋税再加上798等艺术区画廊租金的逐年攀升，画廊的经营环境相当不易。

　　在这种情况下，相比一些知名艺术家在画廊面前显出强势姿态，一些刚刚开始与画廊合作的年轻艺术家，就不得不和画廊一同承受经济困难。某年轻艺术家向雅昌艺术网记者透露，一些强势的画廊在卖出作品后依然拖欠艺术家画款的问题一直存在。这种情况也逼迫一些艺术家不得不在画廊之外另觅销售出路。

　　客户方面，在中国初升的艺术品市场上，新进藏家面对艺术市场常常感到茫然，市场基础薄弱也是画廊的困境之一。“很多藏家可能是很有品质，很有文学或者是很有文化的功底，资金也很充沛的情况。但是他一进入艺术品市场就会迷失。主要是两个原因，首先，美育教育远远不够;第二，现在所谓的大艺术家、大师太多了，而且前些年市场过高的价格使得他们都望而却步。”偏锋艺术中心负责人王新友说。

　　艺术品认证事在必行

　　有碍中国买家进行艺术品消费的，除了审美和价格问题之外，作品真伪也是问题之一。现在画廊负责人黄燎原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的时候谈到了这样一个案例：“有一个人收藏了某位大师的很多作品，要办这个大师的一个展览，他去找到这个大师的遗孀请求认证，那个大师的遗孀就跟他说，如果你分给我一部分，我就认定它是真的。后来这个事情谈崩了，这批作品现在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了，反正后来大师的家人说这些东西是假的。

　　“还有比如有时候活着的艺术家也会糊涂，或者故意装糊涂。这件作品是他画的有的人却不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这件作品的真伪呢?有的人确实是不记得的了，事后他承认了，这个事情有过，发生过，圈里都知道，当时说不认，有的时候他说想起来了，现在还有几桩悬而未决的公案，这个作品收藏家或者其他的人认为就是他的，而且说出了在什么地方拿到这件作品，但是这个艺术家就不认这件作品，说就不是他的，现在这个的真假我们无从判断，我们也不在现场，我们在现场别人说了也像我们一样不知道该不该信。我还听过一个活着的大师去台北机场一下飞机有一个人上来抽了他一堆大嘴巴，这个人说他早年在他手上亲手买的作品，这个大师说这件作品是假的，后来在它亮相的时候说这个作品是假的，这个人气疯了。”

　　林大艺术中心负责人Linda也提到类似的案例：“这几年的画廊经营中这方面有令我有点头痛的事情，发生在印尼。我很爱的一个印尼艺术家Basuki，最近过世了。当初我有从二级市场得到他一件很老的作品，非常好，当时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家，我很喜欢他的作品，一看就知道这是真迹，但习惯性的我都必须跟艺术家本身确认，所以我就把这个作品送到他的工作室，当时他刚刚睡醒，说：'不对!不是我的作品。'我吓了一跳，赶紧去找那个画主说艺术家不承认，他说别慌，当时购买的时候有收据，他就把收据给了我，我就给Basuki看收据，他说：'对，天哪，我忘记了，我真的是老了'。”

　　Linda借此也分享了林大艺术中心帮助藏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作为画廊，为了给藏家解决这个头痛的问题，我们每次做展览都坚持做画册，有图录的印证是比证书都还强，因为证书也可以假，画册不会。此外，我们还尽量安排藏家跟艺术家在作品前边拍一张照片留念。所以苏富比、佳士得拍卖上，如果作品图录当中有当年艺术家跟藏家一起拍的照，作品价格就会飙升得特别高，因为百分之百是真迹。”

　　除了画廊将艺术品认证工作做在前面以外，第三方的艺术品认证机构的工作也显得非常重要。在介绍国外艺术品认证的时候黄燎原说：“在美国确实有这样的方式，艺术品可以作为资产抵债，也可以贷款。艺术品值多少钱有一个很严格的程序，包括有一个认证机构，这个认证机构需要每年发展他们资质，包括收藏专家、艺术史家、某些重要机构的人，都是社会承认的，有头有脸的人，他们组成一个团队做这个事，还有市场专家。有这样的一个机构来做，这个机构是非常严格的。”

　　今年5月20日，北京市文化局批复北京雅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等五家单位成为北京艺术品鉴定试点单位。作为首批艺术品鉴定试点单位，雅昌艺术网推出“中国艺术品鉴证备案服务”，这项服务从艺术品源头出发，由艺术家本人对原作进行鉴定、对艺术品进行物理检测并备案、艺术品认证等措施，为每一件艺术品建立唯一、权威的“身份证”信息。同时，雅昌艺术网还联合拍卖行、画廊、艺术家，对在世艺术家的现有作品进行鉴定，建立权威艺术品“身份证”，期待为中国艺术品传承有序、艺术品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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