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之舞展现的创新精神

　　——陈国桢书法艺术管窥

　　宗致远 张德卿

　　古城开封书画艺术传承有序，自宋以降一直兴盛不衰。今天，作为中国书法名城，开封书家群体自然备受关注。细说开封书坛中人的书法艺术，领军人物之一的陈国桢，无疑是关注最多也是招致异议最多的一位。

　　一切都缘于他的标新立异。

　　有人说，陈氏守着雄厚的传统积淀，一支笔神出鬼没，变幻莫测，像一位魔术师在展示他的魔幻艺术。而他自己则说，艺术的生命力在于永不停止的创新。的确，从上世纪70年代他的崭露头角到今天蜚声书坛，他的创新潜能的迸发，他在书法和国画之间的游弋，他的艺术风格的变化和形成，时常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陈国桢的笔墨之舞。

　　独辟蹊径展异姿

　　陈国桢的父亲陈玉璋先生，是上世纪河南文化界名宿，于书法艺术有大师风范。陈氏幼承庭训，四岁即在其辅导下刻苦习字，十几岁即开始在书坛活跃。其行书守业家法，师承其父书风，几欲乱真，若细品，豪放过之而内涵不足，此亦正是正是其当时年轻气盛，不到其父之人书俱老境界。上世纪70年代末，其书风渐变，在创作中不断融入自我对于书法艺术的领悟，不断呈现鲜明独特的个人风格。

　　艺术需要创新思维和实践，陈氏是执新的艺术思维去不断创新的艺术家，他开始寻求自我，逐渐抛弃了原有的行书面貌，反复出入浩瀚的传统书法之中。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生活磨练出了他坚毅的性格和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他不愿随波逐流而独步在少有人至的荒漠之中，逐渐找到了当时少有后人相从、难度颇大的明代书法，其中张瑞图、倪元璐的“新理异态”行书似乎与其有着共同的语言。他取其风神而不求其形貌，创作中用笔恣肆而严谨，使作品呈现空灵的韵味和富有节奏感的章法。80年代初初步形成了新的面貌，这时他开始感到有了真正的自己。1984年首届中原书法大赛一等奖作品是这一时期比较成熟、具有代表性的一件。

　　然而，陈氏并不满足于此时的成绩 ，他仍不断探索，甚至东瀛书风的优秀成果也成了他汲取的对象。日本村上三岛行书的章法、日本前卫书法对汉字框架的创新构建，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大胆采用绘画语言，甚至反叛传统的中锋法则，为达到较好的艺术效果和超妙的艺术境界而不择手段。几十年传统书法的腕下功力使其于书法的新变中游刃有余，使人感到其创作时的轻轻松松。当然，个中探索之艰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牢牢把握着现代中国艺术精神的脉搏，李可染先生的话“对传统在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的同时，也要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也常在他的耳畔回绕。他在首届“墨海弄潮”展及第三届全国书法展的作品可看到新变的轨迹，同时也基本形成了他自己的书法艺术风格：奇险、俏利、诡谲、豪放、多变。

　　就这一点来说，陈氏是一位现代派书法较早的探索者，其对现代书法探索的前瞻性和艺术风格及手段的前卫，证明了其艺术思想的活跃和深刻。然而，陈国桢又不似当时以及其后的现代派书家，对传统的深入挖掘铸就了他书法中最重要的部分。因而，传统与现代的巧妙契合成为他书法新变的重要定位区，这也正是陈氏书法的与人不同之处。

　　融会贯通求新变

　　与陈国桢接触较多的人士都了解，他书法的不断创新，还缘于他的个性。他为人谦和诚朴，兴之所至不乏幽默风趣，谈笑间常妙语连珠。而在艺术上，他却“独执偏见，一意孤行”(徐悲鸿语)。与生俱来的睿智，使他对于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有着独特的领悟，也使他从骨子深处有种反叛精神，这种反叛包括对他的父亲。其父陈玉璋先生在世时，作为一个纯粹的传统文人，对唯一一个继承他衣钵的陈国桢，自幼便言传身教。他对陈国桢青少年时期在艺术上的种种“另类”举动，时时加以批驳。此时，陈国桢出于对父亲的遵从和敬畏，始终未敢走出其风格的笼罩，这也恰恰使其传统积累日见丰厚。父亲逝世后，陈国桢在艺术上的反叛精神很快体现出来，以独特的思维开始了他的探索。

　　陈氏的书法艺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他在80年代一味追求新变，甚至涉足现代书法，对于笔墨、字的结构、整个章法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刻意经营的痕迹，形成了当时十分时尚的一种书法风格。如果打个比方来说，此时他的作品正如羽扇纶巾的青年才俊，举手投足间荡尽俗情，处处不与人同。

　　在90年代，他对传统作了深刻的回顾，开始向稳实、厚重的风格迈出步伐，将笔墨和线条锤炼得更为扎实。随着技法的日臻娴熟，他的线条和笔墨看起来又似乎大刀阔斧毫不讲究，其实不然，他是最注重笔墨、线条以及章法的一位艺术家，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他逐渐脱离甜媚绮丽，进入了更加艺术的专业化，作品中艺术家个体生命激情开始强悍呈现，笔墨气韵传达着雄强的生命力。此时，他的作品就像执戟挺立的将军，任尔刀兵相向，我自巍然从容。当然，将军也会在如水的月色下执剑舞起，也当衣袂飘飘，风华绝代。这也正如陈氏潇潇洒洒、字字绝世独立的行书篇章，他谓此曰“松散行书”。

　　陈氏亦精于国画创作，书画同源在他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90年代，他的书法和国画相互滋养，走过了一个收获的大好季节。在他的书法创作中，他使中国画的技法得以巧妙发挥，以刷、拖和侧锋甚至山水画中的皴法等一些传统上视为大忌的笔法也融入其中，使他的作品自然不与人同。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以其才情作主导，墨韵的变化与线条的运动紧密联系，既表现了书法的节奏感，而且体现着情感的宣泄。

　　世纪衔接直今，陈氏的书法艺术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也即他书法艺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随着对书法艺术年复一年的实践，对古人书论的深刻解读和领悟，陈氏开始将艺术的矛盾规律运用到创作中。

　　苦心孤诣悟真谛

　　陈氏认为，书法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门类之一，而阴阳相生的运动规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体现，并指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理解，阴阳就是矛盾，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是矛盾的两个根本属性。矛盾着的两个对立面之间互相依存，相互联系，每一方面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

　　“要丰富书法的表现力，必须理解美学特征中的矛盾规律，书法艺术从结体、章法、笔墨到审美，都要运用好矛盾规律，这样，作品才有生命力和感染力。”陈氏认为：“在书法创作中要有意识并善于制造矛盾，形成对立，这种对立可以体现在书法创作的各个方面，而最关键的是使对立达到平衡，这样作品才能给我们以美感。”我们知道，阴阳两极观念是我国先哲对物质存在方式的高度概括，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比之下，陈氏的见解在书法层面对这种思想做了最平实的解读。

　　我们用矛盾规律解读陈氏的这幅作品。这首李商隐的五绝，并未体现他太多的笔墨技巧，似信手掂来，但整幅作品字字仪态万状，通篇意趣横生。究其原因，其中正是矛盾规律指导创作的结果，矛盾在这幅作品中处处可见。从结体来看，有大小、疏密、险平等;从用笔来看，有方圆、粗细、收放、枯润;从章法上来看，字里行间有收有放、有虚有实，有对比呼应，有参差错落。看首行，“晚”、“适”二字结体有虚实，亦松散、亦内敛。最巧妙的是“意不适”三字之间的呼应，“意”字，他制造了险绝，收笔以“心”字底求得平衡;“不”字整体内敛，并以静态处理，与上下两字之动态呼应，而最后一笔与其他笔画拉开距离，又与上边的“意”字达到平衡，同时和下边“适”字的疏密呼应。还有“登”字、“是”字、“昏”字的险绝，与“车”字、“古”字、“黄”字的平实对比;“驱”字、“原”字、“阳”字、“好”字则有飞动之势，与周边其他字相互依存和联系，并最终达到平衡。

　　再如他创作的这幅苏东坡句“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对联，虽然只有8个字，但整幅矛盾冲突很明显，尤其是上联。从中，可见疏密、高低、虚实、枯润等矛盾对立，这种冲突和对立达成平衡，相互依存和联系，整幅作品便生出趣味和气韵来。从中细品之，我们会感到上联要比下联精彩几分，这正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明显且在纸幅上“相安无事”的结果。

　　陈氏对书法创作矛盾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缘于他对古代书论中矛盾论的深刻领悟，这种论述见于许多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著述。如蔡邕《笔论》道：“为书之体，须人其形，若坐若行，若飞或动，若往或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方得谓之书矣。”王羲之亦云：“每欲书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他又说，书贵在“有偃有仰，有倚有侧有斜，或大或小，或长或短。”孙过庭又说：“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带燥方润，将浓遂枯。”由此可见，书法创作的矛盾处处存在，并且古人对书法创作中矛盾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已经十分精到。

　　正是因为有矛盾规律，书法艺术的表现力才得以极大丰富，原本单调的黑色线条和白色宣纸的结合，才得以在一系列的对比变化中生出万千气象，书法才会在中华大地有了永不枯竭的生命力。陈氏能以矛盾规律指导自己的书法艺术实践，表明他的创作已经上升到一个学术高度。

　　陈氏的艺术实践，已有50余载，他的创作可以说早已走向成熟，然而他每每面对自己的作品沉思，艺术创作上从来都不安分的思维时时让他陷入苦恼······或许，在艺术上追求有多高，苦恼就有多深。再往前走，就是一个艺术家艺术生命的又一个黄金时期，陈氏当会循着他心中的那条路走下去，他的艺术创作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