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ille Henrot, Est-il possible d’être révolutionnaire et d’aimer les fleurs? , installation view at La Triennale “Intense Proximity”, Palais de Tokyo, Paris, 2012

　　CA：你的作品往往由系统的组织和分类结合起来。你的花道雕塑的每一件都可以看做你的图书馆中被视觉化的书籍，而你的录像经常处理种族身份的构建的问题。能否谈谈你的作品的这些方面?

　　CH：我喜欢一个有组织的系统的形象所带来的宁静，但我不喜欢简化和权威。我迷上了统一的系统，因为它们是脆弱的，而且看起来有秩序地复杂。

　　至于类别和种族身份，我感兴趣的是“禁忌(Taboo)”的对象，被以编码的形式使用的;这些东西激起了很多误解，因为它们持续地在抗拒分类。将文化当做“翻译的关系(translation relationships)”的想法是我的起点。我们可以将艺术的历史看做是误解的历史。那个历史将跟亲密关系一样，伴随着相同的计划和模式：欲望、占有和计较。

　　我的花道实践——即使它属于流行，而本身就是非传统的——包含着解释性的错误和天真烂漫，以及在这种艺术的基本方面中的违规行为。然而，这样的错误的存在，完全融入了我的方式。它甚至是这个项目的主体之一——在更普遍的意义中，是我的作品的全部。

　　我常常想到来自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一句话：“只要我想，我就应该被考虑。我不仅在此时此地，封闭于荒芜之中……在我旅行的世界中，我无休止地在创造我自己。通过超越了历史，超越工具性假说，我将开始我的自由，一次又一次。”

　　CA：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都似乎在你的作品中发挥着作用。你如何看待你作为一个艺术家与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

　　CH：我对事物、对象的“状态”非常感兴趣，也对像是Viveiros de Castro、Clifford Geertz、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Monique Jeudy-Ballini、Pascal Picq、Roger Bastide……等人的思想有兴趣，我觉得这些作家非常有启发性，有时甚至是破坏性的。

　　以人类学来说，我对这个学科有一种几乎无法相容的欲望，并且对其学科内的暗流十分着迷，这也会在我的艺术创作过程和经验之中有所体现。在这方面，我更感兴趣的始终是人类学中的错误和未解决的问题，它是一门科学，将我们人类当做对象和题材、我们的宇宙、世界，既看做是纯物质，又当做是被计划好的意义，就像是艺术，不断地批评、扭转并转变这其本身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