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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仲一:与秦俑的不解之缘

2013-09-29 17:17:37 魏承思

  1980年夏,大三暑假,学校组织去外地考察。我们历史系参加考察的同学由我带队去陕西,负责接待的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秦俑考古队。行前,系里的老师就介绍说,队长袁仲一是我们的系友,说来应该算是大师兄。

  到了西安,袁先生亲自来火车站迎接我们。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高大瘦削,头发斑白,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话不多,平静而谦和。记得袁先生招待我们最好的菜肴是鸡蛋炒西红柿,但他说这比初到工地时已经好了许多。考古队刚进驻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原,晚上还能听到狼嚎。他们在农民家放棺材的破草屋里一住就是6年。没有办公室,在地上铺一张草席,既是办公桌,又当饭桌。队员们在西杨村和下河村轮流吃派饭,一家一天,每人每天交1斤粮票、3角钱,能吃到些什么可想而知。每天挖土的劳动强度比农民还厉害,累极了就往地上一躺,扣顶破草帽遮太阳。晚上还要在幽暗的烛光下,整理出土文物,撰写发掘报告。我很想跟随这位大师兄做个有成就的考古队员,但看到这样的环境也就不敢开口了。好不容易才从农村回城,这里的条件实在是比当年下乡还要苦上十倍啊!

  此后的一个月里,我和这位大师兄几乎朝夕相处。跟着他下发掘坑,进修复室,坐车在黄土高原上颠簸,跑遍了陕西各地的考古工地和文物馆。空闲的时候听他讲述种种有趣的考古经历。

  1974年,西杨村的一个农民,在打井时挖到了陶俑头。其实,民国年间附近农民挖土时经常挖出陶俑,但民间传说是不吉利的“泥鬼”,都被当场打碎了。50年代后,地方政府普及文物知识,农民知道了要向当地文物管理所报告。这年的7月15日,42岁的袁仲一被省里派去勘察。他带着3名考古队员在打井区周围挖掘。隔行如隔山,以前的考古学家不重视古文献,只会埋头发掘,袁仲一则是古代史专业出身的考古学家。在发掘工地西边的地平线上,可以看见一个巨大的土堆,那是秦始皇陵墓。袁先生想起《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描绘过这一代雄主为自己精心打造的地下宫殿。他提出了大胆的科学假设:这里可能就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他们把原先计划几十天就结束的勘测工作扩展到大规模发掘。结果越挖越多,一号坑就有1.4万多平方米,发现陶俑陶马6000件。一支沉睡千年的壮观的地下军团就此重见天日。

  1994年,在袁仲一的主持下,开始正式发掘二号坑,出土了大批陶俑、陶马。这一年,我刚好从美国到香港,在《亚洲周刊》跑新闻。得知这个消息后就给袁仲一打电话,要求采访。尽管当时二号坑的发掘还没有在国际上公开,但大师兄不忘旧情,还是同意我去看看。到了临潼发现这里早已今非昔比。1988年,在这片荒漠上建起了蜚声中外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中外游客川流不息,世界各国的名流也纷至沓来。袁先生从建馆起就担任馆长,兼任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馆内的同事都说:袁先生喜欢考古,对做馆长兴趣不大。外出开一次会就会心疼地计算耽误了多少干正经事的时间。再见这位大师兄,他在秦始皇陵和兵马俑研究方面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权威,但为人依然是那样热情和谦和。

  临行前,大师兄请我吃饭,当然不再是当年的那碗鸡蛋炒西红柿。他深情地回忆在母校丽娃河畔的求学生活,1963年研究生毕业后,袁仲一见本地同学都想留在上海,就主动要求去最艰苦的大西北工作,第二年就被分配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如果当初袁仲一和其他同学一样留校教书,生活固然会安逸得多,早晚也能混个教授头衔,可也决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辉煌的成就。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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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程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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