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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中的发展:中国民营艺术机构的生存模式(上)

2013-10-07 14:37:41 邓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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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中的发展:中国民营艺术机构的生存模式(上)

动荡中的发展:中国民营艺术机构的生存模式(下)

 2013艺术广东·国际收藏品及艺术品博览会

  论坛一开始,批评家策展人胡斌就日前北京798发生的今日美术馆换帅,玉兰堂“二房东事件”等事件抛砖引玉的讲中国民营艺术机构的现状进行了一个归引和梳理。他提到:“动荡中的发展”这样一个主题很切合近年来中国的民营艺术机构的状态,尤其是今年北方的民营艺术机构所发生的种种变故。他就几个事件的发生情况首先进行了简单的概述:“今日美术馆的前馆长谢素贞原是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任馆长,更早的是在台湾从事艺术馆、美术馆的工作,是专业的馆长。大概也是去年的时间,担任今日美术馆的馆长。当时今日美术馆呈现一个新的面貌,似乎进入正常的、更加专业化的情况比较显见,因为谢素贞把台湾及其他地方的美术馆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到了今日美术馆。但是没想到一年的时间就匆匆离职。而玉兰堂的情况,跟运营模式没有直接关系,是承接物业的房子又转租给二房东,是物业之间产生矛盾的同时,与租户之间也产生矛盾,故而发生了一系列叫人惊诧的热烈事件——就在玉兰堂的展览准备开幕,二房东却把作品扔到大街上。其根源是因为房租的纠纷,租赁关系的纠纷所导致的一个动荡。而今日美术馆是因为经营模式理念导致的动荡。再有一个栗宪庭艺术基金会,则其实是政治体制导致的动荡。栗宪庭艺术基金会这些年来做的工作就是支持独立电影的发展,办了好几期的独立电影培训班。今年发生一个很突出的事件,竟然受到了强烈的政治阻挠——把这些学员软禁起来,放到宾馆里准备要遣送回去。大家交了报名费参加,突然又给控制住,被遣回原址,这是艺术形态的问题,可能政府觉得这样独立电影的培训有问题。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好象在这些民营机构身上发生了很多这样的变故,很动荡,每天都是充满着悲喜剧,觉得非常的荒诞。”相对北京的种种动荡,胡斌认为广东的情况似乎风平浪静,画廊也好,民营美术馆也好,都在比较稳定地运行着。所以在两项对照之下,他提出两点问题:一个是整个中国的民营机构发展的外部环境,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剧烈的变动?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广东的民营艺术机构,它的生存方式是怎样,为何会出现不温不火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本身是好还是不好?

  2013年10月4日,在艺术广东博览会上,针对“动荡中的发展——中国民营艺术机构的生存模式”的主题论坛,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知名批评家冯原就艺术市场动荡的根源和艺术机构现存的本质展开了讨论。

  在批评家策展人胡斌就中国南北差异进行了一个阐述和梳理之后,《画廊》杂志副主编胡震就广东民营美术馆为例对话题展开了延伸。他首先响应胡斌的观点表示,用“不温不火”来概括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广东民营艺术机构的生存状况非常恰到好处。他同时指出,这种不温不火的状态在跟北方、四川地区非常火爆的艺术生态相比,的确显得广东相对来说是弱势一些,这是源于大家对当代艺术关注不够。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种不温不火却能够显有韧劲,持续时间更长。然而他提出广东这种“不温不火”的情势其实跟广东本身的地域性,风俗性,广东人本身的做事方式,以及对事情在市场上的分析有关。但是他认为,“不温不火”只是相对一部分的现象,广州尚有一些机构,例如广州的时代美术馆,经营的绘声绘色,甚至不必北京成都及上海差。他说道:时代美术馆虽然不似北京的民营美术馆那般一次性做很大型的活动,然而每一次的品质却都非常高。且近几年来实际上是越来越火爆,在某种程度上已不能用“不温不火”来形容时代美术馆所做的一些项目和展览。但是他在举例53美术馆的时候表示,其虽也是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但却一直持续存活,且以自己之力沿着自身的发展方向往前走——立足广东走向国际。这在某种情况上讲确实也是广东民营艺术机构的典型案例。与此同时,怎样把国际的艺术引进中国,引进广东,与广东的当代艺术发生关系,他认为不止从53美术馆所做的一系列展览中找寻线索,同时也可以把概念延伸到深圳、东莞。故而就广东近几年的现状,与国内目前建美术馆的频繁程度以及成立各种当代艺术馆的火爆程度相比,胡震认为,广东并不是弱。所以“不温不火”应该从两个方面看,它的确跟北方其他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另一方面讲,这种特点,使得广东民营艺术机构在当代艺术这条路上走得更笼统且更有生命力一点。

  冯原认为,相对于当代民营艺术机构“动荡和发展”问题应该放入到一个递进的逻辑层面上考察和分析,给问题设立一个讨论基础,如此才有探讨的依据。他进一步分析到,所谓递进逻辑是一层抱一层。而第一层问题,首先是区域性质的问题。他形象的引喻了南方的台风与北方的沙城暴构筑的天地因素,来特显地域性质的差异所带来的意识本质差异。然而他同时也强调,即便南北性质差异明显,但无论南北东西,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统一的体制之下,这个体制的反应,是以北京为中心的金字塔反映,不分东南西北,不分广东、北京。这是一个根源性的基础,只有把这两重性并在一起才能考虑“动荡与发展”背后的成因。

(责任编辑:邓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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