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发生于北京火神营的那场“725艺术大火”两个月来连续遭到很多批评家的质疑，引起了艺术圈持续的发酵反应。前不久，沈其斌及其幕后团队发布最新声明，公布大火事故认定书，企图平抑“725大火”带来的负面效果及艺术圈的批评之声。事实上，艺术圈一些批评家及艺术家认为大火虚妄也不乏道理，例如质疑一辆大卡车能否塞满一百幅左右有外包装的油画，及无法判断熄火的卡车是自燃或人为燃烧等。就我个人而言，经过电话核实了相关艺术家，我是愿意相信大火是真实发生并烧毁了部分艺术品的。然而，我觉得纠结于大火是否真实无异于继续嚼已在口中多时的口香糖，并且过于追究细枝末节，意义已经不是很大，而且基本上会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双方自话自说的状态。大火只是表象，而追究幕后的资本操作及对当代艺术有哪些负面后果，这才是更有意义的话题。关键不在大火是否发生，而在于为何发生和背后的原委如何。

　　在主办方公布的事故认定书上，他们没忘记自我表扬一下。甚至“专业性”、“透明化”、“创新性”这些好词也没见他们吝啬，临了还不忘自夸一下他们自身的“专业水平”。不错，他们策划的商业炒作倒是挺专业的，否则在后期的销售拍卖中不可能有那样的拍卖业绩(权且认为这种拍卖是真实的而不是做局)。而此次大火暴露出的问题到了他们笔下，竟变成了“应急处理水平、应变能力、创新策略，足以构成艺术、策展、拍卖……可长期讨论，持续研究的典型案例”。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相应地牛皮就吹多大。这种赤裸裸的危机公关毫不鲜见，它使人不禁联想到官方经常发生灾难后以宣传英雄行为为主以转移对灾难的关注。认定书更不忘讥讽一下那些“狭窄的、传统的、滞后的批评”是别有用心的，但是没见他们说明为什么质疑这场大火就变成了“传统”和“滞后”了呢?难道批评家们逢迎他们，吹捧他们的“出色应急能力”就显得新锐和超前了?批评者的质疑无非是让更多的人明白商业炒作的真相，阐明资本操作对艺术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所宣扬的不过是健康的价值观和良性的发展观。更有狭隘者指责批评家们只是“羡慕嫉妒恨”，但他们从不想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与此毫无利害关系的批评家会站出来批评和质疑他们。在谄媚和吹捧盛行的年代，正常的学术批评反而要承受更多的压力，这才是极不正常的咄咄怪事。承担着社会道义责任的健康批评是非常可贵的，它是艺术生态能够良性发展的学术保证。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过度炒作而显示出的资本强力介入带给艺术的只能是负面效果。过度艺术资本化不仅会荡涤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灵性，制造出足以显示资本符号和商品的替代物，还搅乱了艺术市场规则，用不正当的商业竞争手段作另类营销，艺术本应首先强调的文化价值反而付之阙如。

　　可以想象，沈其斌打造的以南方系为主的艺术家“艺术北伐”作为蓄谋已久的举措，本想在暑期到京城好好露个脸，做足扮相亮个相，结果由于意外的大火却不小心露出了“屁股”。事实上，这场大火显示出的信息量不是一般的大，它实际上提前剧透了一场资本博弈的大戏。

　　在国内目前经济形势下，跨国资本正在逐步从当代艺术圈撤离，标志是近年尤伦斯抛售和乌利·希克捐售香港M+艺术机构事件。这两个明显的信号实际上表明跨国游资已经攫取了中国足够的商业利润，正以不同的方式撤离。并且是席卷当代艺术圈，在撤离之前还不忘带走他们赚取的商业红利。无论出于商业目的(如操作的难度及成本加大)还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失望，都足够表明国内艺术生态不容乐观。如果说1990年代以来，国内资本力量还不够强大，商界投资意识也有限，尚不能敏锐捕获艺术商机，只能眼睁睁看着国际游资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当代艺术，并在2000年后的艺术拍场高价中大肆掠走高额商业利润。在新世纪的前十年中后期，一些国内资本也介入其中开始炒高当代艺术，意识始终领先国内资本一步的跨国资本以抛货终结当代艺术的商业黄金期，而不少国内资本高价接手已使得自身深陷其中无法脱身。从商业角度上讲，在跨国游资渐退的当口，能把当代艺术这个盘接下来的只能是国内资本(且主要是民营资本)。而且，未来资助和投资中国当代艺术的只能期待国内资本。把尤伦斯和乌利·希克等国际炒家当成拯救中国当代艺术的“艺术白求恩”的幻想早已被证实越来越不现实。跨国资本正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完成着这种金蝉脱壳，并以炒高了的艺术品作价兑换他们梦寐以求的高额商业利润，以套现的方式从容地从国内当代艺术的发展中拿走商业红利，而这些红利本应回馈于众多的艺术家和中国艺术界。

　　沈其斌着眼于培育本土投资人和促使民营资本的介入，哪怕是出于商业目的，至少初衷是积极的。从宏观意义上看，也体现了出色的艺术商人捕捉商机的敏锐和良苦用心。但是，沈其斌及其幕后资本系的急躁和无知也是很明显的。对利润的强烈渴求和炒作的行为过于猛烈，投资呈现极为明显的短线化和功利化，完全没有当年尤伦斯和希克在学术上的精力投入和做足功课。当年尤伦斯和希克进入中国市场，聘请国内相关艺术投资顾问作为洋买办(如作为希克投资顾问的皮力等人)，得以从底层和借学术圈人脉接触大量的艺术家，然后从中筛选出符合他们操作的对象，并且以低价收购，这样才能保证获得充分的商业利润和剩余价值。沈其斌系和以往吕澎[微博]等人资本操作目标一致的是均以攫取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着力打造的是他能取代“F4”的“G8”等极少数艺术家。沈吕二人操作的对象均是与他们私交甚好的艺术家，分属不同的区域。他们力图改变的并非操作模式而仅仅是试图置换操作目标(艺术家及其艺术作品)。还因为缺少对其他更广泛艺术家的遴选和细读，仅凭个人原始人脉选择对象，而实际上造成了与整个当代艺术的实际状态和良性发展形成脱节。这种狭隘的商业操作模式体现的仍然仅是对资本投资的短期的增殖期待和利益最大化，试图通过经济方式置换艺术操作形式，暴露出的依旧是资本固有的攫利和贪婪的本性，而鲜有文化意义上的建设性举措。

　　从艺术形态上，还呈现着另一种转变，即以观念艺术与装置形态的艺术品替代先前跨国资本及吕澎炒作系统的“F4”和川军的架上绘画形态。这种艺术形态与“G8”理念的对接既是受选择的艺术家作品形态所限定，因为“G8”艺术家多为观念型的，作品形态不以架上绘画为主而呈多样化，也是沈其斌竭力使人们相信超越于以往传统艺术形态的原因之一。沈其斌为了贬抑“F4”等过于图像化和样式化作品，称他们为“农耕文明”的艺术形态。为了追求他们心目中的“后文化”艺术时代，甚至饱受西方艺术界批评的英国艺术家达明o赫斯特居然成为了他们心目中成功的典范，而达明o赫斯特矫饰做作的艺术风格甚至作品生产方式则被极力模仿他的徐震所沿袭。除了一些清醒有良知的的批评家之外，这也是为什么外界对“G8”大火如此激烈反应的其实是“F4”及川军系代言人吕澎等人，反对的艺术家亦多以川军艺人为主的根本原因，因为“F4”和川军系作品多为图像化和竭力追求样式化的架上绘画。但是，实际上艺术形态的变化充其量表明了炒作内容有所改变，而以资本为主控的实质并未有丝毫改变。炒高的艺术品(无论是架上绘画还是装置艺术)则变身为资本替代物，成为资本游戏中的筹码和重要环节。无论这把京郊大火是否发生，吕澎所主捧的“F4”和川军系艺人与沈其斌主推的“江浙沪系”艺术家为主的“G8”之间的暗战其实早已经打响。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各自理念不一，他们主推的艺术家及作品形态也不一样，但两位资本主导男雄霸和主控当代艺术界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归零”、“涅槃”、“重生”等这些大词的不吝使用频繁出现在沈其斌系发布的声明中，显示了沈其斌资本系强烈渴望重新洗牌的愿望。以“725艺术大火”为标志，沈系资本的强力介入国内艺术市场的图谋已经昭然若揭。“使命感”、“创新性”、“建设性”等阳光词汇更表明了其一统江湖的野心。但是，在见惯了广告的中国，这些冠冕堂皇的美词其实更意味着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义务，而沈系资本显然还未有承担这些责任和义务的准备。现今的经济环境下，资本尚未摆脱其凌厉的獠牙和嗜血态势。同时，资本呈现为双刃剑，若任由其狼性的一面肆意而为，最终只会失控而反噬其身。

　　总之，在过度资本化的过程中，当代艺术只会迷失在汹涌而至的拜金浪潮中，以资本符号和抽空了内涵的精致的艺术产品应对资本化，而最终会失去当代艺术赖以存在的艺术创新力和文化价值。若然如此，当代艺术本应提供给社会的智性贡献和创新性动力则被忽略，作品内在的艺术价值和文化驱动力相应地被弃之如敝履。其后果是当代艺术有可能成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资本追逐闹剧中的花蝴蝶，妖娆而美艳，浮夸而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