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那年，四姑妈过生曰，我父亲就跟着他的三叔到四姑妈家去了。四姑妈嫁到了离举淤口村几十里外的湖山乡，湖山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父亲来说，那可是一个大地方，那儿有不少做生意的有钱人。湖山乡人不无自豪地说：遂昌店面100间，湖山占了51间。可见当时的湖山在整个遂昌县是一个商贸发达的地区。那时正是正月里，父亲在四姑妈家住了几天，着实开了眼界，姑妈家的两个表哥都在遂昌县城读书，给我父亲讲了许多新鲜的事，并撺掇这个从没见过世面的“老土”表弟也到县城去读书，于是父亲的心便活了起来。

　　到了13岁那年，村塾里请了个县里学校的毕业生来当老师，因为父亲的读书成绩好，老师很器重他，一再鼓励他去县城继续读书，这正合了父亲的心意。可是，到县城读书要花费一大笔钱，家里不同意，父亲便以绝食来抗争，在老师和亲友的鼓动下，家里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以前的私塾没有算术课，于是这位好心的老师便抓紧给我父亲补习算术。那年夏天，老师亲自陪同去县城参加考试。就这样，举淤口村的杨嘉昌成为方圆几十里地第一个走出大山到城里读书的孩子。

　　城里的小学，不但有语文课、算术课，让父亲感到万分惊喜的还有他最喜欢的图画课。我父亲从小就喜欢画图，他的叔叔每年要到衢州去出售家乡唯一可供出卖的木头，回来时常常用报纸包着带回一些日用物品，在这种旧报纸上，常常有什么“美丽牌”、“松鼠牌”的香烟广告，画着时髦的仕女，父亲就把它剪下来贴在墙上欣赏。上了小学以后，他可以用毛笔描红习字了，一次偶然机会，他发现家里有两本石印的《玉历传钞》和《三国演义》，里面有白无常、黑无常等图像，村学里的老师和家里的人都不许他乱涂乱画，他就偷偷用一种习字用的很薄很薄的竹纸，蒙着把上面的图画一个一个描下来，映描得多了，就把它们订成一个本子，有时候还拿它们去和别的同学交换香烟牌子玩。城里小学不仅不反对画画，而且还有专门的老师来上课，图画老师见我父亲喜欢画图，对他特别关心，这样，他画画的兴趣就更浓了，成绩也提高得很快。

　　当年的小学语文老师名叫周彦，周先生在世时曾向他的60年代的一名学生罗炳贤谈起我父亲小时候的情况：“嘉昌年幼聪慧，忠厚执着，学什么，会什么，成绩名列优等”。并且告诉罗炳贤一件往事，“大师就读小学时，王演了由周老编导之话剧《孔雀东南飞》，反串出演刘兰芝一角，彼剧演出盛况轰动遂昌山城，不亚于弘一法师李叔同昔年东京出演《茶花女》 ……”一摘自罗炳贤、徐建春《缅怀中国版画大师杨可扬》

　　旁人很难想象，“木讷”的杨嘉昌竟然还会演戏! 我也是将信将疑，直到有一天在“临安新闻网”上，我看到了有关当年《民族日报》的一些史料记载：除了办报，报社还办夜校、识字班、教当地老百姓唱抗战歌曲、成立业余剧团等。用义演的方式筹募寒衣支援前方将士，并提到美术编辑杨嘉昌和日文翻译陆靖还演了一折活报剧《胡子·驴子·驼子》，我这才深信不疑。

　　1929年，父亲15岁，在遂昌县立小学毕业，考入了浙江衢州八中。读了三个学期后，却因为家境困难交不起学费，加上他的数学底子差，经常受到某个老师的训斥，而且这个老师喜欢漂亮的女同学，对男学生很是讨厌，我父亲自己也觉得无趣，于是中途只得辍学。从衢州回到遂昌，当年的小学老师还是很器重他，介绍他到县立小学教书，尽管此时的父亲才十六七岁。

　　那时，社会上提倡“实业救国”、“航空救国”、“农业救国”等，父亲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杭州的养蜂学校正在招生。于是，青年杨嘉昌怀着模糊的实业救国的“理想”，辞去教书工作，离开家乡，去杭州养蜂学校学习。经过一年的课堂教学和现场实习，临近学业结束的前夕，父亲通过家乡的亲友，东拼西凑，筹集了一笔资金，决定在遂昌城里办个养蜂合作社。毕业离校时，他买了十箱意大利蜂种带回遂昌，谁知一路上经过火车、汽车、肩挑等折腾，路远天热，到达目的地时，蜂群竟死了一大半。这当头一棒，使他原先“实业救国”的满腔热情也冷了一大半。这时，父亲不得不一边教书，一边养蜂来减轻开支，勉强维持。结果是，书没教好，蜂也死光了，还欠了亲友们一屁股的债。在这局面下，遂昌是呆不下去了，怎么办?回举淤口老家种田吧，又觉得失面子，“实业救国”的理想，就这样随着蜂群死亡而宣告破灭。

　　为了生计，父亲想到了养蜂学校的同学、好朋友毕青。这时的毕青，正在宁波开着一家“青春书店”，父亲写信问他，可不可以去他那里帮忙?很快，毕青来信欢迎他去。于是，学期一结束，父亲便直奔宁波，那是1935年的年初，店里共有四五个人，大家的年龄相仿，兴趣爱好也比较接近，都喜欢看书。书店的生意不太忙，空下来就人手一本地阅读起来，书店里有的是书，还可以看到许多上海出版的新书刊，着实大开了眼界。据父亲晚年回忆，那时他们酷爱读书，晚上躺在阁楼里，看完一本接一本，都懒得放回原处，就先堆积在床头，日子久了，书堆成了山，有一次，竟然在书堆里发现了一只饿死的老鼠。他们除了贪婪地看书外，还喜欢动笔写点小文章，经常在《宁波商报》的报屁股上被采用发表。

　　1934年前后，许多报刊上经常发表丰子恺(当代国画、漫画大师)别具一格的漫画，寥寥几笔，却十分生动传神，我父亲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住了，他开始临摹丰子恺的漫画，而且到了入迷的程度。在宁波的这段日子，他一方面写点文章，另一方面更醉心于临习丰子恺漫画的格式，学着画些街头生活漫画，居然在由陈望道(新文化运动积极提倡者、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人员)主编的《太白》半月刊上发表了多幅。父亲的作品发表了，还拿到了几块钱的稿费。于是，他便做起了当画家的梦。

　　1935年初秋，踌躇满志的杨嘉昌离开书店来到上海，决计要当画家了。他考进新华艺专西画系开始“深造”，没过两个月，由于付不出学费，向亲朋好友要求经济帮助的计划也落了空，而不得不自动选择了退学。

　　于是，父亲又重新回到了宁波，那时书店的情况已远不如以前，许多书刊不能公开出售，生意清淡很多。过了一段时间，父亲觉得不能无端地拖累朋友，决定再次离开书店，怀着茫然的心情，在杭州等地流浪，靠写文章画漫画投稿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

　　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曾做过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事情。他在杭州流浪期间，有时“蹭”住在朋友唐向青家里。唐向青的女朋友叫徐静，家里硬要她嫁给一户有钱人家，但她坚决反对这桩包办婚姻，于是我父亲就和唐向青一起密谋策划了逃婚。就在花轿抬到徐家的当天，在我父亲的帮助下，徐静逃了出来，父亲跑腿，为他俩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送他们逃离了杭州。事隔六十多年，徐静还提起当年我父亲帮助她和唐向青逃婚的事情，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