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在美国举办了一场名为“被中断的艺术：美国艺术推广与文化外交策略”的大型巡展，至今仍在进行之中。该展堪称迄今为止最彻底地再现了1946年由美国国务院组织的一场为意识形态而战的艺术展览。“艺术”与“外交”，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于是有了交集。这不由让人发问，“艺术”之于美国外交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而“外交”之于美国艺术又有怎样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的当代艺术——特别是对外输出的当代艺术，绝不是纯粹的艺术，而是和意识形态、美国的国家利益紧密相连的“外交手段”，其中各种观念艺术的冲击力尤为强大。其彻底颠覆传统艺术的理念，将传统欧洲的艺术技法、审美都划归过时，旨在扬长避短另立跑道，另起炉灶，利用美国在战后的观念优势——民主、自由、反战、消费娱乐、女权主义、种族主义等，将一切与此有关的活动定义为艺术，从而快速树立起美国在世界上的文化艺术权威地位。这正如一名小学生与刘翔比赛，但比的不是跨栏，而是如何潇洒地从栏下钻过。

　　不可否认，艺术离不开观念，古往今来艺术家们通过艺术创作也往往是为了表达一定的观念和感受，然而，离开艺术的“观念”那还能叫艺术吗?但可悲的是这些东西往往被粉饰为“观念艺术”，如皇帝的新衣招摇过市。这么说并不是要全盘否定“观念艺术”，这其中确实有将当代观念与艺术有机结合的优秀艺术家，如美国的劳申伯格等。但更多的却是以次充好之作，特别是当艺术参入了意识形态的成分，当艺术成为了资本的淘金地，其“含金量”可想而知，那些借势炒高的艺术品有多少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于美国以外的当红艺术家更是如此，他们所创下的一笔笔天价究竟是因其艺术创作本身而走红?还是因其背后顺应的美国价值观而被捧红?抑或是其商业利用价值更高?

　　有意思的是，尽管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艺术形象是颇具反叛观念的，但美国国内的艺术生态倒是十分多元，虽然装置、观念、抽象表现主义颇受欢迎，但具象写实的怀斯也同样有着崇高的艺术地位。当代新写实主义画家安德鲁·怀斯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15岁开始学画，20岁举办个人画展，先后被三届美国总统肯尼迪、里根、小布什分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金质总统勋章”和“国会金质章”。而最近在美国谢尔本博物馆举办的一场展览更是将安德鲁·怀斯的作品与其父亲和儿子的画作并置，展现了“三代怀斯”的独特艺术视野。由此看来，美国人也并非那么叛逆。早有人说过，美国国内其实相当传统。

　　陈丹青说：“欧洲的艺术没落了”。一点不错，就法国而言，无论是在曾经的世界艺术中心巴黎，还是在艺术之乡巴比松，在那些依旧充满着人文气息的古老建筑里开了无数当代画廊，但里面的作品却大多是号称“当代”的商品画，尴尬地挂在那里，既丢了自己的老本，却也没有被时兴的“观念”所接纳，逛着着实让人大失所望。欧洲人迷茫了，而美国却华丽地转身为“‘文明’和欧洲艺术的伟大保护人”。

　　也有人将美国艺术的成功归因于战后美国综合国力的强大，以及基于此的“软实力”。首次提出“软实力”理论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就是吸引力”。然而吸引力并不代表“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被动等待，相反，文化营销、商业运作、政策扶持等都是增强“吸引力”的有力手段。应该说，美国的文化外交政策相当成功，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其遵循的正是“看似”无为而治的准则。

　　美国文化外交的一大特点就是没有所谓“文化部”，政府行为十分隐蔽，主要依靠成功调动社会各个环节的主观能动性，如鼓励基金会运作模式等，去向外推广美国的文化艺术和价值观，而政府只是聪明地隐身幕后，关键的时候撑上一把。免税、政策扶持，抑或在外交上通过各种政治经济手段换取国外的市场准入等等都是有效的常用手段。如此，既能对外避免“政治宣传”的嫌疑，又能对内免去“政府干预艺术自由”、“政府滥用纳税人钱”的恶名。此外还能真正使得美国国内艺术得到自由发展，鼓励国内资本向文化艺术事业流动，去发现人才，帮助美国国内优秀的艺术家脱引而出，达到经济文化双丰收的目的，形成有机的良性循环，从而最大化地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当然在美国国内，有关政府是否应该参与艺术的争论、甚至争吵其实也时有发生，但这非但丝毫不妨碍美国文化外交策略的大局，反而好比小感冒，锻炼了这个机制的免疫力，促使其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对美国人而言，尽管他们对现行的政策很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充满着辩论的激情，但他们依旧有理由为这样的机制安排感到骄傲。而对于国人来讲，我们是不是应该警醒，莫要给一个个所谓当代艺术拍卖“天价”冲昏了头脑，莫要给别人作了嫁衣，还因此沾沾自喜。从另一个角度讲，面对美国如此成功的文化艺术外交，我们是否应该诚恳反省，虚心借鉴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