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画室最为简单而直接的做法是写生，画家可以如实或写意地记录所见，又可以写生为窗口对周遭进行冷静的观照与体察。画家要表达时代，首先必须了解时代、认识时代，应把画室只作为创作室的部分，花更多的时间直接地接受自然里真实而温暖的阳光。

　　《优仙美地》2013年 78×108 金笺

　　对画家而言，拥有一间宽敞明亮而充满自由意识的个性化画室无疑是件美事。但是，人们发现画家的画室越是豪华气派，其作品却越发小气、贫乏，于是便有画家干脆在车库、厂房里搞起了创作，这样一来还真的出了一批不错的东西，也因此人们把画家不出精品的罪过推给了画室，然而，不可回避的是问题的根本在于画家本身。画室太安逸了，画家脑满肠肥了，便会从骨子里滋生出惰性，这种惰性又不仅仅体现在画家的四肢，其更大的危害体现在画家思考能力的失却……终于，“勤奋者”渐变成了重复自己的“作坊师傅”，最惨的是画家蜕变成了品茶高手、清谈者，说到底他们脱离了生活，发现的眼光模糊了、艺术的直觉退化了。

　　当然，让画家走出画室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接触社会、接触自然，比呆在画室里更需要一种热情与能力，而这两个要素对画家而言恰恰又是非常有用的。因为画家并不是考据派的学者，把自己关在画室里按图索骥，远离人群与山川，怎么能够体会到生活的气息呢?在自然里，画家才能捕捉到艺术的活性因子、才能觅得心底真实的纯净。譬如高尔夫与钓鱼活动，会让人在专注于蓝天、绿地、碧水的过程中出神，这种“灵魂出壳”便会让画家实现艺术思想的重组与升华，避免钻牛角尖，更为直接的是自然中的闪电与和风会让画家感受到自然的生命状态。自然中可见、可闻的，或者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又往往会成为画家创作的素材，无意中的耳濡目染在画家心目中留下的痕迹，有时真的会非常及时地出现在画家的笔端，把画家带出困惑，而且这种来自生活的感觉是鲜活的。

　　在中国画家是被划归文人一类的，这也成为一种暗示，使得画家拿自己当文人看，其实，画家应属于艺术家，艺术家应与文人有迥异的个性与精神状态。传统中国画家不自觉地便会回避社会、远离人群，甚至错误地认为画家活跃于社会是不务正业，殊不知遁世正是艺术家之大忌。即便是八大、石涛等“出世”高僧，其实也是深谙世理的，他们所经历的凡尘之事恐怕也不是一般文人所能企及的。我们也知道无论是西方的毕加索，还是中国的张大千，他们都被称为“社交的雄狮”，在人际圈内绝对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们自由而随性地以自己的落拓不羁影响着身边的人们，丰富着人们的谈资。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为适应别人而委屈自己，他们视与人际交汇为激发创意的手段。更有达利，他以特立独行与近乎癫狂的举动在人群中表演，目的只有一个，亦即让别人了解他的想法，虽然有时效果难免适得其反，但毫无疑问他得到了表达的满足，这种满足使自己保持了天马行空的创作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