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傅雷在写给黄宾虹的信中叹道：“画家不读书，南北通病，言之可慨。”

　　现在回过头看，那个时代的不少画家倒是着实读了一些书的。如果傅雷活在今天，不知会作何感想?

　　艺术家的素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艺术家的知识结构不可能相同也不必相同。然而，起码的“底线”是不能没有的。

　　几年前的一个场景曾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国电视书法大赛的决赛上，一位进入隶书前六名的选手，在综合素质比试中得了零分。其间当主持人问到“中国传统的‘五岳’是指哪五座山?”时，他居然张大着嘴巴，愣是一座也答不上来。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类似的尴尬，在比赛过程中比比皆是，一场电视大赛，无意中把许多书法家的“家底”给抖露了出来。

　　艺术家为什么要读书?从浅近处说，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艺术创作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除了技艺才情的前提外，还要求创作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层次。文化底蕴不足，除了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格调境界外，还容易在细节处捉襟见肘，露出“马脚”，贻笑大方。

　　露马脚与否还不是问题的关键。读书的真正意义并非为了掉书袋，做学究，而在于明理。“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贯乎道。学乎学乎，博诵云乎哉，必也济乎义”。所贵乎读书者，“济乎义”也，“贯乎道”也，而卒能“会其通”也。

　　对于艺术家来说，技艺的训练、素材的积累固然不可忽视，而哲理的通达、境界的提升和情趣的陶养却是头等大事。有人问周臣为何不及弟子唐寅，周臣回答说：“但少唐生三千卷书耳”。这虽然是谦逊之言，却也道出了实情。

　　孔子曰：君子不器。其实孔子没有反对君子掌握具体的才能，他老人家自己射箭驾车样样精通，还当过仓管员和饲养员，他之所以讲“不器”，只是为了强调与“器”相对应的，更为重要的“道”。

　　清人李渔在《闲情偶记》里有一段话说得更明白——“学技必先学文……天下万事万物尽有开门之锁钥，锁钥维何?文理二字是也。寻常锁钥，止开一锁，一锁止管一门;而文理二字之锁钥，其所管者不止千门万户，盖合天上地下、万国九洲，其大至于无外，其小至于无内，一切当行当学之事，无不握其枢纽而司其出入者也……” 天下万事既然都有开门的钥匙，那么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拿到这把“通用”的钥匙。所以，提倡读书看上去似乎是不切实际的“迂阔”之论，其实乃一条无法绕开的正途。

　　巴西是足球王国，巴西人有一个说法：“足球是上半身的运动”。 这个“上半身”可谓意味深长：意识、灵感、意志、合作精神……这些与什么有关?还是文化。一项被认为最“粗鲁”的竞技运动尚且讲求修养，何况作为风雅之事的艺术?

　　艺术家不读书之所以成为“南北通病”，不外乎几种情况。

　　“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总有一些聪明绝顶的人，恃其私智，顾盼自雄，认为乖巧者无所不能，骨子里瞧不起读书这件事，瞧不起埋头读书的“笨伯”;“下愚”者，底子太差，无门可入，则视读书为畏途。除了这两种特殊情况外，大多数的艺术家们并非不想读书，只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们忙。如今艺术是个竞技场，尚未崭露头角的忙于“科举”，小试锋芒的忙于炒作经营，声名显赫的忙于立山头，树“流派”，或暗地角力，或互为声气，终日前呼后拥，应酬吹牛，“大丈夫不当如此乎?”。

　　但他们大都知道书本的好处，必要时还得摆摆空城计，弄弄玄虚，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来包装自己的作品，正如艺评家吴亮所言，“不会画和故意画得拙劣之间的区别，无非是有没有找到一个时髦的说法”。只是书到用时方恨“多”，忙里出错，露出点马脚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然，艺术评价标准的混乱，艺术鉴赏群体和氛围的缺失，快餐文化的泛滥，这些深层的社会环境因素，也让不读书的艺术家们得以从容周旋于其间。

　　其实每个时代都会有浮躁的现象存在，更何况在今天这个商业社会，艺术已然成为一个饭碗。其实每个时代也都不乏沉潜笃定者，他们有的时候并不在公众的视野之内，但他们却是文化传承与延伸的脉络所系。

　　与傅雷同时代的画家溥心畬，一贯主张以读书为作画之根本，他曾对别人说：“如若你要称我为画家，不如称我为书家;如若称我为书家，不如称我为诗人;如若称我为诗人，更不如称我为学者。”

　　溥心畲终归还是以画名世，但他的这种认识与追求，却能给我们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