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理解艺术的价值?放在以往，这本不是问题，艺术家创作时不会为此纠结，受众也不会在欣赏时怀疑它的存在。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本不是个问题的问题恐怕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创作坐标在商业价值与审美价值间狐疑震荡，欣赏尺度随之扭曲游移。甚至，艺术价值不得不靠拍卖场的锤声来敲定,这是今天的创作与美学理应直面的困扰。2013年10月26日，上海市美学学会联合M50艺术课堂，以“当代中国艺术的价值趋向与审美分析”为题，举办了一次青年论坛，就艺术与商业的合谋与分离，艺术价值的生态状况及发展趋势等，进行了深入讨论。上海市美学学会副会长祁志祥代表学会致辞，论坛由上海文广演艺集团副总裁朱光博士主持，上海市美学学会秘书长张宝贵、M50创意园孙瑞丽女士组织策划。上海市社联学会处卢红青女士，复旦大学副教授李钧、汤筠冰，以及夏春青等部分沪上青年学者、艺术家及媒体出席了本次论坛。

　　一、艺术与商业资本的同谋与抗争

　　艺术未能在商业潮汐的席卷下免俗，或许也不需要免俗。从象牙之塔扑向下方的潮汐，无论果决还是犹疑，那只是身姿，价值观念的嬗变却深深蜷缩在骨子里。困惑与阵痛的不只是创作，还有理论。

　　复旦大学汤筠冰副教授从柏林伯格的理论谈起，对艺术与商业资本的同谋深表忧虑。发言中她讲道，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艺术家的价值越来越与他在商业上的价值，也就是作品拍卖出的价格成正相关的关系，比如达明安·赫斯特《献给上帝的爱》等作品背后，就有与商业资本家合谋炒作的成分。但是艺术作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商业化是艺术作品的本质吗?问题本身表明了她的态度，她认为，对媚俗(Kitsch)艺术采取拒斥的姿态，坚决捍卫前卫艺术的抗争，就像美国芝加哥比尔森社区的绘画，在社会干预和社区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那里的墨西哥人以艺术绘画的形式说明自己的政治立场，通过墙面上的绘画，表达了希望黑人、有色人种和白种人能够一家人一般互相尊重，和谐相处的愿望。

　　夏春青先生针对上述意见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现在很多人对艺术商业化有负面的印象，但实际上，商业资本的支持对于艺术的繁荣也是很重要的支持力量。比如文艺复兴时代，很多伟大的作品若不是有当时赞助人的资助，是根本无法完成的。而90年代的波普艺术，也是结合商业化和艺术表达很好的案例。而且，当代艺术创作很多时候需要借助新技术和新材料，这种对于科技的应用如没有巨大的财力支持也很难完成。

　　祁志祥教授一方面同意汤筠冰的看法，认为资本的介入有些时候成为艺术的骗局，很多作品本身艺术价值并不高，但是背后资本的运作让它成为了后期的溢价商品。另一方面，艺术家没有生活支持，不谋“稻粮”也是行不通的，往往富裕家庭，贵族之中更容易出现艺术家，说金钱、富裕是产生艺术的摇篮，也不是没有道理。

　　李钧博士虽承认艺术商业化的负面作用，但同时却认为，这也是艺术自身发展的机遇。经济可以为艺术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毕竟有温饱才能有审美追求，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艺术家对于这个社会现象的态度，而不是这个现象是否存在。选择追求艺术品的市场价值，还是继续坚守自己对于艺术作品的创造理念，这取决于艺术家自己的态度和选择。

　　与李钧博士的意见相仿，朱光博士同样认为资本的介入对艺术发展有推动作用。在之前的社会中，艺术家对于普通社会始终存在隔离，和百姓的对话有一点居高临下的味道。现在资本进入艺术界，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价权重新回到百姓手中之后，可以帮助艺术家更好地与社会进行平等的互动。

　　二、艺术价值的界定及其生态

　　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望去，艺术价值至少有一个维度流通于资本市场之中，这并非不可以体谅。艺术家也是人，他们也要活着。然而，承认这一点，甚至承认艺术在某种意义上是种商品，是否意味着艺术必须要放弃自身的价值维度呢?

　　张宝贵博士从美学的角度谈了这方面的看法。他认为，艺术自身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界定，一是艺术不能离开肉身，如果抛离了感性肉身，艺术就遁出了审美的视域;二是艺术不仅是通过肉身，而且也必然是要在肉身中表现出某种精神价值。据此他分析了当代中国艺术的价值生态，说之所以存在价值观念方面的混乱与困惑，虽有中国语境的原因，但主要是受到阿瑟·丹托“艺术终结论”的影响，体现为三个基本倾向。首先是肉身的狂欢，艺术追求感官上的刺激、怪诞乃至病态。这种倾向的最大问题是将艺术价值理解为感性符号的修辞，对艺术审美价值精神维度的放弃。其次是思想的狂欢，艺术的感性肉身沦为某种抽象思想的表达通道，即阿瑟·所说，艺术成为了哲学，实现了自身的终结。比如丁乙先生的《十示》系列，说是在“精确”描绘这个世界;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也讲是理性主义与拜金主义的撞击。问题是，哲学在这方面讲的要远比艺术更为系统和深刻，艺术入侵哲学，也就放弃了自己的领地。最后是真实之路，有些艺术家如冷军、贺大田等，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了极其精湛的写实功力。但柏拉图早就讲过，艺术模仿的并非是感性外相，而是精神世界的理念，外相再逼真，也不等于抓住了艺术的价值魂魄。

　　根据对上述价值趋向的描述，张宝贵认为当代中国艺术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宗教庇护所”，不能抛弃精神层面的审美维度。同时他也强调，这种精神价值的表现不该谮越，以哲学的方式取代自己的审美话语，而是要像汉武帝时期的雕塑《马踏匈奴》、赵孟頫《秋郊饮马图》，或者像当代刘小东《三峡》系列那样，让感性肉身本身说出世界无尽的精神意味。

　　李钧博士同意张宝贵关于思想狂欢等方面的分析有很大的启发性，但也敏锐地指出，后者的观点也有其保守之处，应该肯定当代中国艺术的多种探索，其存在本身也自有其价值，不好一概抹杀。

　　卢红青女士则从自己的艺术体验出发，认为目前的中国艺术不但很物质，而且很暴力，似乎已经和上世纪80年代对于社会的描绘方式有很多的不同。罗中立的《父亲》那种用画面写实，去表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作品似乎比较少见了，现在的趋势似乎更多是迎合国际资本市场的口味，这种资本对艺术的引导是不是存在误导的倾向，这种情况下的艺术作品是否能够表现目前中国人们的生活状态，并有更深的体验意义?这是让人疑惑的。

　　三、商业语境下艺术价值的实现途径

　　认清艺术自身的价值并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它也是艺术实践的诉求。在商业语境下，艺术有些东西可以放弃，有些东西任何时候也不该抛离。放弃什么，坚守什么?这必然涉及到艺术在商业语境下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问题。

　　对此，朱光和李钧博士有着一致的意见。他们都认为，艺术家在以往都被置放于象牙塔之内，占据精神贵族的地位。现在他们被环境逼向市场，最初存在困惑是必然经历的阶段。不再居高临下，而是放下身段去接触生存实际，对艺术家本人而言未尝不是件好事，至少可以让艺术和社会现实平等对话。但如何对话，如何在和现实生存的对话中坚守和发展艺术自身的审美价值?李钧认为这是理论家的任务，更是艺术家的探索工作;朱光则更强调后一方面，强调实现艺术价值主要靠社会多方力量的综合博弈。

　　与前面二位不同，汤筠冰更加看重学院派的力量。认为在商业语境下艺术若想坚守自身的价值，要靠学院派的艺术家去触及艺术的价值维度。比如《三峡》系列就采用比较人本主义的精神，平和、真实地完成了对中国普通百姓生活的表述。同时她也回应夏春青等人的意见，认为资本今天对于艺术的支持和文艺复兴时期是不同的，文艺复兴时对于艺术的支持有一种宗教的力量支撑，因此介入远没有这么深，和今天有一部分操纵性是不同的。因此，商业语境下的精神信念问题仍是艺术实现自身价值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