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艺术的旁观者和亲历者，英国艺术史大家苏立文本身就是一段中国艺术传奇

　　对97岁的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来说，此次中国之行不啻于冒险。但他“冒险”之旅的单子上不仅有上海，他还要去趟台北，再看看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些画。

　　8月15日，苏立文在上海复兴中路的思南公馆介绍他的著作《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中文版，与他对谈的作家陈子善提醒说，隔了重庆南路往前走几步就是刘海粟故居，刘海粟鼎盛时期的画作都在这幢临街的洋房里完成，如今洋房早已空了下来。

　　说起1949年前的中国艺术史，相当程度上就是在谈上海画家群。后来这些上海画家和其他地区的艺术家都因战乱逃到成都。在那里，苏立文在中国太太吴环的引荐下结识了这群逃难艺术家，他对他们的中国画和新派绘画充满兴趣。

　　在成都，苏立文教关山月英文，关山月按《芥子园画谱》教授他中国画技法;吴作人在他家阳台完成了《青海市集即景》的创作;庞薰琹拿出昂贵的油画颜料为苏立文夫人吴环绘制了一幅肖像;丁聪、叶浅予、张大千等人向苏立文讲述游历边疆的见闻，并赠送他各类画作。得知苏立文对现代中国艺术的浓厚兴趣，素不相识的黄宾虹给苏立文寄送了一幅精巧的袖珍山水画。

　　作为西方公认通晓中国艺术的大师之一，苏立文的独特性不仅在于他能提供的学术视野，其中国经历也令他成为一位独一无二的中国艺术亲历者。他在近年越来越热的近代艺术研究里提供了另一套话语，西方博物馆和拍卖行十分在意他的观点。

　　实际上，《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也并非一部纯粹的艺术史著作，苏立文用艺术史写作的方式在为自己写自传，“有些是我的亲身经历，有些是从朋友那里听到的。”他还收藏着书中提到的画作。因为高寿，那些只存在于道听途说和野史记录中的人与事，苏立文可以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也正因为这种直接，他在褒扬刘海粟的时候，评价徐悲鸿的作品“几乎仅仅止于合格而已”，而齐白石“少量的山水画才是他最富原创性的作品”。

　　97岁的苏立文没有只停留在他的朋友创造力喷发的年代。《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内容涉及的下限是该书出版的前一年1996年。对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苏立文评价说：“80年代是艺术最激动人心，最有创造力的时期。在80年代初期，艺术的屏障、阻碍、封闭，都刚刚打开，艺术家们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

　　1949年，刘海粟他们的时代因为政治而中断;198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无法逃避商业的影响。但在苏立文看来，艺术价值排在商业价值之前，它只关乎创造力和激情，与数字无关。“我感到糟糕透顶。因为艺术的价值与拍卖价格无关。这不是中国的问题，西方也是如此，比如达明•赫斯特，我认为他的作品没有价值，但西方人却非常喜欢他。”苏立文已立下遗嘱，在他去世后，这些个人收藏将全部捐赠给牛津大学博物馆。

　　1939年，这个左翼青年与他的远房亲戚白求恩一样来到了中国。70年后，苏立文在饭桌上讲述了这段奇妙的命运。苏立文的这个加拿大亲戚在中国成了传奇，他自己则还在继续着这段中国艺术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