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作为中国中部城市重要的艺术舞台，一批接着一批从此走出来的艺术家活跃在国内外的舞台上。但其强大的艺术创作力量却无法弥补艺术生态链的空缺，导致大批艺术人才外流，武汉的艺术地位被逐渐边缘化。在结束不久的香港蘇富比40周年夜拍上，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以近1.81亿港元成交，刷新亚洲当代艺术的拍卖最高纪录。这不仅让曾梵志成为焦点，武汉的艺术地位亦再次凸显。

　　近年，随着武汉政府对文化艺术的大力支持，越来越多的艺术人士回到武汉投身于艺术产业的发展中。武汉的城市性格在艺术方面有哪些影响?随着武汉在艺术方面的输出与变迁，给武汉这座城市带来怎样的影响?在武汉艺术生态尚在完善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怎样的机遇?

　　湖北地处江汉平原，雄踞长江中游，在便利的交通下，亦成为信息交流、文化交流的重镇，据此，武汉不是封闭和保守的地方，因而也孕育了武汉人包容、先锋的思想。草根文化、码头文化、市井文化等民间文化积淀与历史文脉相互融合，孕育出丰富多样的人文生态与个体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因为便利的交通，一闪而过的匆匆之感，反而无法留住人才。从而得出，武汉养人，却无法留人。

　　这样的城市性格，在艺术发展上也打上深深的烙印。武汉一直是孕育艺术大师的城市，一批又一批本土艺术家登上艺术舞台并获得国内外艺术界认可，从早期的唐义精、唐一禾、杨立光、周韶华，到尚扬、唐小禾、冷军、魏光庆、傅中望、郭润文，再到李全武、周向林、曾梵志、石冲、李邦耀、袁晓舫，接着徐文涛、陈波、李郁、龚剑等后起之秀，武汉从来不缺艺术人才。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武汉缺乏艺术家生存土壤和发展空间，有一批艺术家远走他乡，包括近期成功问鼎首个过亿元的亚洲当代艺术作品《最后的晚餐》的作者曾梵志。首先发现曾梵志的不是本土的批评家或者艺术机构，而是美国《艺术新闻》的评论人。1990年，这位评论家在武汉考察后，在杂志上发表了曾梵志《协和三联画》系列作品;《江苏画刊》跟着刊登了此系列作品。1991年夏，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在香港刊物《21世纪》为曾梵志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更是带来香港汉雅轩负责人张颂仁购买曾梵志的作品，那是曾梵志首次卖画。在逐渐获得外界的关注的同时，曾梵志毅然离开武汉定居北京至今。

　　为什么湖北有这种现象?因为过去没有固定的文化传统模式，“米芾离我们太远了，谁认识呢?”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曾感慨道。正因如此，使得这个地方有一种非常解放的思想，“方方面面从来不陌生，有自己各方面的观点，看法和观念。成就了这里拥有一种创新的精神模式”。冀少峰表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与本地的经济状况相关，第二是本地收藏家对艺术的认知度有关。”

　　批评家皮道坚也谈到，在以前，武汉是很重要的商业城市，高校林立，人才汇聚。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再仅仅依靠水路运输，而导致武汉的地缘优势削弱;另一方面，自古以来，楚才晋用，楚才秦用的历史特征，一直延续到当下。

　　“敢为人先”，在近代，众多仁人志士汇聚于武汉，先锋思潮此起彼伏。在艺术评论界，武汉也造就了一批国内重要的批评家，包括皮道坚、鲁虹、孙振华、罗斌和沈伟等。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武汉曾是中国美术重镇，也是 ’85美术新潮策源地之一，更是当代艺术批评与创作的富集区。当年在武汉非常活跃的批评家包括皮道坚、鲁虹、孙振华在内，为新潮美术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其理论锋芒与创作视野一度为中国当代艺术界所称道而影响深远。自90年代中后期，因种种原因，来之不易的本土当代艺术批评与创作力量纷纷离开此地， 在很长时间内，武汉的当代艺术批评呈现出“真空地带”。

　　作为从外地引入武汉的批评家冀少峰，对于老一辈的艺术人士的外流，他认为是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生存环境不自由等多重原因导致的。他担任湖北美术馆副馆长一职后认为，这个美术馆适合从事批评的人经营，“这里有明确的办馆理念、学术判断、学术方向、合理的配套设施、优秀的工作团队以及优秀的馆长。”